Colorful works on paper at Gross McCleaf Gallery

Monotypes by Stuart Shils

（Originally published at《theartblog.org》）

Although paper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process of art-making, it is often used for preliminary ideas and composition. Paper Works, currently on view at the Gross McCleaf Gallery, presents works on paper as autonomous works of art. The show’s six featured artists use paper as a primary medium in their art.

Simple presentation, thoughtful execution
With simple colors and forms, Stuart Shils creates fields of memory. Each of his monotypes in the show is composed of variations on one major color, with the occasional presence of others. Compared with his earlier monotypes, these recent works have evolved from representational images toward abstraction. Yet each of them has a descriptive title, referring to a certain moment in the past. Reaching a point where he thought that simple description was not enough, Shils began to develop ways of representing mood and emotion.

“Just as music does not have descriptive words, visual art does not have to be representational,” he said to me in a phone interview. Indeed, there is rhythm in his monotypes. There is also a sense of depth created by layers of color. Shils works on a number of pieces simultaneously over a period of time, letting the form of a piece reveal itself in the process of pressing each monotype. Layer by layer, the final form appears, like memories emerging from the mind. This process, with its emphasis on elements of the unknown, allows art itself to illuminate the next step, and displays, in Shils’ words, “the beauty of ink sitting on paper.”

Equally fascinated by the potential of color, Ken Kewley makes collages with colored paper, mostly geometric in shape. His representation of still-life scenes has a Braque-ish appearance in form while displaying a spectrum of colors. “Rainbow Cake with Small Pears,” for example, shows a slice of cake in layers of red, orange, yellow, and green, and three pears of different colors on the side against a dark blue background.

These collages are surprisingly small; their size is partly due to the use of magazine cutouts, as Kewley pointed out to me at the opening. Over a decade ago, he used to collect old magazines and cut out areas that contained only color fields. He would start making a piece by painting a subject and scraping the painting with a palette knife. Then, he would glue together magazine cutouts to imitate the painting. By closely observing Kewley’s collages, the viewer can make out individual pixels on magazine paper.

Lately, Kewley has switched to making collages with painted paper. While his colorful geometric style persists in his recent works, the traces of paint give a stronger human touch, which builds a bridge between the artist and the viewer.

Plenty of color to move the eye
Marlene Rye and Karen Segal are also featured in the show. These two artists’ pastel and oil pastel drawings evoke Impressionist paintings. Rye’s use of complementary colors enhances the expression of light; void of human presence, Segal’s landscape bears an uneasy silence.

With irregular shapes and biomorphic forms, Martha Armstrong and Marc Salz both create dynamic surfaces full of fluidity. It seems that no matter their approach, all of the artists here are interested in experimenting with color.

In today’s world, where artists get to choose literally any media with which to create art, paper remains one of the most fundamental options. While different types of artworks are represented in this show, it would be interesting to see a larger scope with more diverse and revolutionary use of paper. There is certainly a wider array of art that could be included under the title Paper Works.

在中國當代藝術看見傳統水墨美學 ——大都會美術館策展人何慕文談特展「水墨」

大都會美術館亞洲藝術部部長及策展人何慕文

紐約大都會美術館近日推出特展「水墨」，呈現這項古老的媒材及類別在當代藝術中的表現。精通中國古代藝術的亞洲藝術部部長及策展人何慕文（Maxwell K. Hearn） ，曾於台北故宮做過幾年研究，說著一口流利的中文。這次的「水墨」為當代藝術展，對他來說是一項新的嘗試及挑戰，卻也是「等不及要做」的展覽。在《藝術家》雜誌的專訪中，何慕文暢談對於本次特展的想法及期待。言談之間充滿了熱情，也提供了另一種觀看中國當代藝術的角度。

問：請談談策畫「水墨」的最初想法。

何慕文：數年前，我開始感覺到中國當代藝術之中，水墨這項類別在市場上並不突出。西方收藏家、甚至美術館可能了解政治波普，因為這類藝術在表現上非常西方。至於捲軸或掛畫等單純是水墨與紙的作品，則多多少少較難被理解。

雖然當時我認為美術館有收藏亞洲當代藝術的義務，但又覺得那是當代藝術部門的責任，而這樣的想法在這幾年間漸漸改變。我意識到，若沒有受過對於中國傳統藝術的訓練，就沒辦法察覺中國當代藝術隱含的細微意義或指涉。不了解中國傳統藝術的西方學者或評論家，時常在西方藝術中找尋對照，這沒有不對。然而，我希望這個展覽強調出這些當代作品是中國傳統藝術的自然延續。同時，我也希望吸引新的觀眾，讓他們知道當代藝術不只存在當代展廳。因此，本次展覽在亞洲展廳呈現，是我十分特意的決定。

2006年，我看到展望的不鏽鋼作品〈假山石〉，它簡直就是傳統文人畫中石頭的自然延續。我感到非常興奮，心想這件作品能夠帶來驚奇，或許會讓人們多看看傳統石頭，也或許多看看現代雕塑。當時收藏了這件作品，可謂本次展覽想法的開端。同年，我在藝術拍賣中看到邱世華的作品〈無題〉。這件作品乍看之下像是全白的畫布，仔細一看，淡淡的水墨就像濃霧瀰漫的地景，前方的河面反射著陽光，並有一排樹木。看著這件作品，我想到北宋畫家郭熙。我驚訝地想，這就是傳統的現代延續。於是，我開始看到愈來愈多連結，意識到傳統水墨、書法的精神一直傳承下來，也領悟到自己不能再忽略現當代藝術了。

問：這次的展出作品包含各類藝術媒材，請問「水墨」這項展覽名稱是如何決定的？

何慕文：最初，我選了「Ink Art」這項展名，因為我認為這個名詞代表了幾千年來整個文人畫及書法的傳統，也是我們的美術館處理的類別，我想這是個好記、響亮的展名。一直到很後來，我們決定要取個中文展名，於是我想到「水墨」。但是，「水墨畫」在中文裡面指向很特定的類別，例如張洹的作品雖然使用墨水，卻不能稱為「水墨畫」，所以當時遇到了這個問題。不過，我在作品的選擇範圍上也同時在擴大。許多作品雖未用到水墨，卻在構圖及概念上延續傳統的水墨畫，因此，展名「水墨」指的不只是媒材，也是整個概念的傳承。

問：可以多做解釋嗎？

何慕文：這個展覽分為四個子題——書寫的文字、新山水、抽象，以及筆墨之外。第一個部分展出了谷文達、徐冰、吳山專、王天德等等一群藝術家，他們在做的是什麼？他們將文字的語義功能和美學功能分開。或許因為簡體中文的使用，或許因為政治因素，使得文字的意義改變了。我意識到有些藝術家正在進行對於文字意義的反抗，他們或許不想創作任何表達符合或反對政黨傾向的藝術品，因此創作了無法閱讀的文字。你無法讀懂，所以你也無法查禁，這帶有強大的力量，也點出書寫文字的問題。

在「新山水」部分，楊泳梁的〈蜃市山水〉雖然是數位輸出作品，以都市攝影為素材，卻在構圖上緊緊仿效南宋趙黻的〈長江萬里圖〉。他重複使用相同的建築，就好像北宋范寬使用的皴法「雨點皴」，而他同時去掉所有的人物，讓畫面變得有點嚇人。這件作品讓我想到宋朝理想化的山水，真美，也把我對於山水畫的思考引向一個全新的方向——都市山水。都市山水就是現代山水。至於史國瑞的〈上海〉使用針孔攝影的方式，拍下上海的全景。有趣的是這裡一個人影也沒有，因為史國瑞讓底片曝光將近八小時，所以任何移動的人、車、船都消失了，幾乎成為一個超現實的地景。我初次看到這件作品就很喜歡，這是理想化的山水，右邊有高山，中間有河流流過。我又突然領悟到這是一件單色調作品，這是水墨畫嗎？這是另一種水墨畫。

另外，邢丹文的〈都市演繹〉是拍攝建築模型，最後，她把自己放入作品之中，成為其中僅有的真人。艾未未的攝影作品〈暫時的風景〉呈現了古老建築轉變成現代建築的地景，同樣不見人影。中國到處都是人，人一直都是地景的一部分。但這些作品呈現無人的狀態，我認為這非常重要。而邱黯雄的幾件錄像作品中，有直接引用中國山水畫的畫面，所以他參照傳統繪畫的意圖非常明顯，即使他的實際媒材不是紙墨。我再度在其中看到宋元山水畫，也不斷地發現，當代藝術仍含有某種程度的水墨。

接下來是「抽象」。從中國傳統繪畫來看，到了元朝趙孟頫、李衎之時，繪畫不只是呈現外在世界，而是反映畫家的心態，這種自我表達是一種抽象。我也看到許多使用書法技法創作抽象作品的藝術家。我在一場拍賣看到王冬齡的作品， 當時我並不知道這位藝術家 ，但覺得這真是很美的構圖。西方觀者可能會聯想到 法蘭茲．克蘭（Franz Kline）或羅柏．馬特韋爾（Robert Motherwell），但與他們不同的，是王冬齡是了解書法的人。一位美國藝術家布萊斯．馬頓（Brice Marden）受到中文國字影響很大，他在以色塊創作一段時間後，想以線條創作不帶意義的圖象。對他來說，中國書法提供了解答。他可以創作像書法一樣的線條塗鴉，看起來像文字，卻不是文字。這些都是以書法技法創作抽象繪畫，但是西方藝術家無法做出跟中國藝術家一樣的創作，因為他們沒有受過傳統書法的訓練。所以，或許有人認為王冬齡受到克蘭的影響，其實不見得。

除了平面作品以外，展覽中也包含立體作品，例如引發本次展覽想法的展望的〈假山石〉，又如張健君的〈假山石（幻園）〉、王晉的〈中國之夢〉等。我稱這部分為「筆墨之外」，這些作品並非以水墨為媒材，卻帶有水墨畫的美學，是文人美學的一部分。

問：本次的展出作品散布在常設展廳的古代文物之間，請問這樣安排的用意為何？

何慕文：我認為這是建立傳統與現代連結及對話的方式。楊詰蒼曾學習元朝壁畫，所以他非常喜歡把自己的作品放在14世紀壁畫旁邊展出的想法。艾未未的〈桌〉和〈椅子〉以清朝寺廟的木頭為媒材，所以我將作品放在明朝家具旁邊展出。我希望觀眾被挑戰，並且驚奇地說：「啊，我懂了！」這是藝術穿越時空的力量，也是我們身為一座百科全書式的美術館可以做到的。美術館不只是述說一個線性的歷史，也把不同時期的物件並列，彼此呼應。對我來說，這是現在收藏當代藝術最重要的目標之一。

問：你以前就對當代藝術有興趣嗎？還是本次策展的想法把你帶進當代藝術？

何慕文：主要是後者。如我之前提道，我的專長在14世紀前後，所以之前並不覺得需要研究當代藝術，但是這些作品開始對我說話，我看到這些藝術家都在不同的方式及程度上反映傳統。

問：所以你是在策畫的過程中，逐漸發現新的藝術家嗎？

何慕文：大部分是的。我參觀了許多展覽及收藏，從中選擇對我說話的作品。事實上，我並未與很多藝術家見面，因為藝術家大多會拿出最新的作品，但我對於他們的出發點比較有興趣。以徐冰的英文方塊字而言，他可能會覺得後期的方塊字作品比較好，但我想展出的是早期尚帶生疏的作品，我不希望作品太過圓滑。對於許多其他藝術家作品，也是同樣的想法。我想，展覽之中許多藝術家在西方都不是家喻戶曉的名字，不過這正呈現了中國有多少藝術家都從傳統水墨畫中得到靈感。相對地，或許有人認為我們把艾未未的作品放在展覽中，因為他的名氣大，可以吸引觀眾。事實上，這裡的作品都是符合展覽主題的。

我原本想到一些台灣藝術家，不過，後來決定不將台灣藝術家含括在展覽之內，因為台灣藝術家如劉國松等人都比中國早一步開始，屬於不同的故事。因此，我將範圍縮小到中國出生的藝術家，其中大部分也仍居住在中國。

我以前總認為自己處理已去世藝術家的作品就好，因為他們不會回嘴，但是我這次真得很享受與這群藝術家見面。我原本擔心藝術家們會希望自己的作品被放在當代展廳中，事實上，他們覺得在中國展廳展出，是很美的觀看這批作品的方式。我想，他們對於呈現本身中國人的身分也很感興趣。如何在中國人的身分和世界公民的身分之間取得平衡？不容易。不過，我認為這樣的平衡點也正是他們的靈感來源。

問：籌備展覽的過程中，有沒有什麼特別困難之處？

何慕文：尺寸。我們的展廳原本都是為傳統中國繪畫設計的，但是當代藝術有許多大尺寸的畫作，因此為了這個展覽，我們拆下了一些展示櫃。另外，如張健君的〈假山石（幻園）〉有220公分高、700磅重，同時它的媒材又是矽膠，因此十分脆弱。為了把這件作品放在中庭的半涼亭中，我們費了好大的勁，不僅搭起一座平台把作品移過去，還拆掉了半涼亭的頂，簡直是一項大工程。所以可以說，困難大部分都是技術問題。

不過，大都會美術館最棒的地方，在於從來沒有人對我說：「你瘋了！難道不能把它放在別的地方嗎？這裡真得沒辦法放。」對於策展人來說，當美術館願意嘗試你從沒做過的事，實在是一項肯定，真了不起！因此，我在整個過程中收穫良多，有太多學習了。我感到自己真是有幸，能夠在這裡工作，並認識這些藝術家。

問：對於這個展覽，你有什麼期待？

何慕文：曾經在一次展覽中，有位中國記者訪問道：「西方觀眾無法閱讀中文，怎麼能夠欣賞書法？」於是，我把他帶到擺放在黃庭堅書法旁的王冬齡抽象作品前，問道：「你怎麼想？」西方觀眾了解行動繪畫、了解空間，我當時把抽象繪畫放入書法展覽當中，希望提供他們閱讀書法美學的管道。這次也一樣，當西方觀眾看到中國當代藝術，會習慣性地與西方藝術做比較，但我希望把觀眾的聯想帶到另一個層面。現當代藝術有許多觀看方式，既然我們有亞州藝術收藏，為何不換一個角度來看？

我也希望藉此機會吸引更多觀眾到亞洲展廳，讓他們在這裡遊走探索，思考傳統中國的有趣之處，並看到當代中國的複雜性與豐富性。特展「水墨」中的藝術家不只是模仿傳統水墨畫，而是在具有傳統知識之下，挑戰、延展、轉化、甚至顛覆傳統。中國傳統山水畫並非一成不變，它必須改變，這些藝術家就是極佳的表現。


(原刊載於《藝術家》雜誌466期2014年3月號)

貓與女孩 ──大都會美術館推出巴爾杜斯大展

巴爾杜斯　泰瑞絲　1938　油彩畫布　100.3×81.3cm

若提到20世紀重要的具象繪畫大師，則不得不提到法國畫家巴爾杜斯（Balthus, 1908-2001）。在各種現代藝術風格交替興起的20世紀，巴爾杜斯對於具象繪畫的堅持及獨特的風格，使其在藝術史上佔有一席之地。特別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筆下的少女及小女孩。這些人物往往不帶表情，並以似乎帶有情色暗示的姿態出現在畫面中，大大違背了傳統繪畫中對於年輕女孩的甜美描繪。今年9月至明年1月，紐約大都會美術館推出「巴爾杜斯——貓與女孩：繪畫與挑釁」，大規模檢視巴爾杜斯自1930年代中期至 1950年代的作品。如同展覽名稱所示，除了女孩以外，貓也是時常出現在巴爾杜斯繪畫裡的主題，而這樣的組合，更為畫作增添了謎樣的氛圍。

●貓中之王
原名巴爾塔薩．克羅梭斯基（Balthasar Klossowski）的巴爾杜斯，生長於藝術家庭。身為畫家及藝術史學家的父親，因為動亂而從波蘭逃到德國，母親也是畫家，他們搬到巴黎之後生下巴爾杜斯。而在巴爾杜斯的一生中，也數度搬遷，因此直接接觸到了歐洲大陸的許多不同的文化。

巴爾杜斯自幼便與貓有著親密的關係。他的母親1916年的水彩作品，描繪了八歲的巴爾杜斯與家中的寵物貓。兩年後，巴爾杜斯與流浪貓Mitsou的短暫交集，更成為他深刻的回憶與繪畫生涯的重要起點。1918年，十歲的巴爾杜斯隨著父母居住於瑞士朋友的鄉間小屋。一天，他遇到一隻流浪貓，於是把牠帶回家並取名為Mitsou，兩者成為玩伴。該年的聖誕節過後，巴爾杜斯生了一場病。Mitsou一開始忠心地陪伴在床邊，然而某天卻突然消失，怎麼也找不到了。隔年，巴爾杜斯將他對Mitsou的思念化為四十張筆墨素描，從發現Mitsou的第一天開始，描繪了各個有牠相伴的時刻，例如一起散步、一起過節，或貓咪調皮地跳上跳下的情景，最後結束於男孩上街尋找Mitsou不著，而回到房間傷心哭泣。

一位父母的朋友深深喜愛巴爾杜斯的這組素描，因此，於1921年配上法文前言，將作品集結成書《Mitsou》。在巴爾杜斯父親的要求下，封面上的作者名稱，印上巴爾杜斯在家中的小名「Baltusz」。自此，巴爾杜斯便開始在他的作品簽上這個小名，並於日後轉變拼法，成為目前人們所熟悉的「巴爾杜斯」。本次大都會美術館的展覽，完整地展出這組本來以為遺失的素描，也是這組素描原作首次呈現在大眾眼前。在純熟的繪畫技巧之外，從孩童的角度描繪自己與貓咪的生活，更是帶有一股純真。任何曾經與貓一起生活的觀眾，必能在觀看之時露出會心的微笑。

巴爾杜斯對貓的情感並不止於此。1935的自畫像〈貓中之王〉中，並沒有畫架、調色盤等任何物件展現巴爾杜斯的畫家身分，反而有一隻條紋虎斑貓蹭著他的小腿。由如此的安排，可見得這隻常光顧巴爾杜斯巴黎工作室的貓咪對他的重要性。1949年，在為巴黎的一家餐廳所繪的〈地中海之貓〉之中，巴爾杜斯甚至將自己繪畫成一隻貓。這位貓頭人身的主角襯著地中海為背景，享受著桌上的海鮮，而他的笑臉，則是巴爾杜斯作品中的鮮見表情。

●巴黎的泰瑞絲
1936至1939年間，居住於巴黎的巴爾杜斯創作了十件以鄰居泰瑞絲．布蘭夏（Thérèse Blanchard）為主角的畫作。這位初識時十一歲的少女，有著褐色短髮、深色眼睛，以及平淺的輪廓。首件肖像畫〈泰瑞絲〉（1936）以褐色為基調，畫中女孩的臉龐略轉向右側，眉頭微蹙地望向前方，或許茫然，又或許腦中正在深思。如此不帶情緒的臉孔，是巴爾杜斯筆下泰瑞絲的一貫表現。對於當時深受委託肖像畫而煩躁的巴爾杜斯而言，繪畫泰瑞絲肖像彷彿一種逃脫，也更顯出這位女孩及這些作品的重要性。

除了基本的半身坐像之外，巴爾杜斯也將畫中的泰瑞絲放在室內空間。作品〈泰瑞絲〉（1938）中，她斜坐在綠色扶手椅上，面無表情地望著畫框外的某處；同年的〈泰瑞絲做夢〉，描繪了她靠著枕頭坐在長凳上，閉著眼睛，雙手放在頭上，身邊有一隻貓；隔年的〈泰瑞絲在長凳上〉，她一手撐著地面、另一手拿著一條繩子高舉空中，由一幅習作可得知她正在與貓玩耍。這三件作品的共同點，在於泰瑞絲都處於放鬆狀態，而她短裙之下微開的雙腿，更顯示了所處空間的私密性。從泰瑞絲無視於旁人存在的態度，觀者幾乎可以確定那個空間之中只有她一個人。但是另一方面，觀者也彷彿誤闖了少女的閨房，窺視到沉浸在自己世界裡的泰瑞絲。

●非關情色
在泰瑞絲之後，巴爾杜斯以許多其他的女孩為描繪對象。同樣地，這些女孩或照鏡子、或讀書、或撫摸貓、或做白日夢，都展現了毫無戒備、甚至撩人的姿態，尤其〈房間〉（1947-1848）、〈裸女與貓〉（1949）、〈蛾〉（1959）等作品，畫面中的少女皆全裸呈現，增加作品的可議性。與1930年代稍微不同的，是巴爾杜斯時而使用較為明亮的色彩，減少畫面的陰沉氛圍。

有別於傳統的女孩畫像，巴爾杜斯選擇描繪青春期少女最自在的時刻，雖然多有慵懶或不雅的姿態，卻是最真實的表現。針對許多評論指出這些作品帶有情色含意，巴爾杜斯堅持他的作品並不情色，而是認清孩童或青春期的性慾及性特徵所帶來的不適。觀者在觀看作品之時，必能感受到這股不適，或許這也正是青春期尷尬心境的最佳投射。


(原刊載於《藝術家》雜誌463期2013年12月號)

希臘東正教與羅馬天主教藝術相遇 ──威尼斯共和國時期的克里特流派繪畫

葛利哥　聖母安眠　1565-1566　蛋彩、金、木板　61.4x45 cm

位於東地中海中央的克里特島，於威尼斯共和國統治時期發展出獨特的藝術風格，稱為「克里特流派」，或稱「後拜占庭藝術」。此一藝術流派是重要的聖像畫流派，自中古世紀開始發展，並於15紀中期君士坦丁堡被攻陷之後達到高潮，成為希臘繪畫的主要據點。由於克里特島受到不同政權的交替統治，因此那裡的畫家同時接收到希臘東正教及羅馬天主教繪畫傳統的影響。

克里特流派的緣起，當追朔到13世紀初。當時的歐洲對於拜占庭聖像畫有著大量的需求，而克里特島身為威尼斯共和國的殖民地，自然擁有絕佳的貿易條件，於是很快地成為拜占庭聖像畫的主要輸出點。起初，克里特島產出的聖像畫與拜占庭帝國其他的地區在風格上並沒有什麼差別，在品質上也不被認為是最好的。不過，到了15世紀末，克里特島已經發展出獨特的聖像畫風格。這些畫像有清晰的輪廓線、瘦長的形體、深色的皮膚、明亮的臉頰、鮮豔的服飾、線角清楚的布紋，以及平衡的構圖。許多原本在君士坦丁堡的畫家於15世紀陸續搬遷到克里特島，而根據記載，此處與威尼斯有著相當程度的聖像畫貿易。此時的克里特島不僅大量生產聖像畫，也成為品質最好的拜占庭聖像畫生產地，可謂質量兼具。

到了16世紀，克里特流派畫家循著義大利的傳統，組織公會。在繪畫風格上，有些畫家嚴守著拜占庭的傳統，有些畫家則融入威尼斯文藝復興的技巧，如此不同文化的交融，形成了「克里特文藝復興」，是克里特島歷史上的文學與藝術黃金時期，而希臘東正教及羅馬天主教的聖像畫皆可在島上瞧見。17世紀中，鄂圖曼土耳其帝國佔領克里特島之後，希臘的繪畫中心轉移至位於希臘本土西邊的數個小島，該處的聖像畫在沿襲克里特流派之餘，也吸收了更多來自西歐的藝術影響，而克里特流派本身則日漸式微。

克里特流派最為知名的畫家之一，當屬葛利哥了。原名提奧托克普魯斯（Domenikos Theotokopoulos, 1541-1614）的葛利哥，出生於威尼斯共和國統治下的克里特島。他原本受到傳統拜占庭繪畫的訓練，不過，他於廿六歲時旅行至威尼斯，之後又在羅馬開始了工作室，因此在原本的繪畫風格之下，又融入了矯飾主義及威尼斯文藝復興的風格。他每個時期的作品都不太相同，總的來說，他屏棄了傳統上對於比例的重視，因此畫面的表現常充滿了戲劇張力。在他的作品中，修長的身形、鮮豔的色彩，皆顯示了克里特流派的風格。〈聖母安眠〉是葛利哥搬離克里特島前不久的作品，在聖像及象徵元素上是希臘東正教的傳統，不過在風格上已顯出威尼斯式的影響而帶有義大利的矯飾風格。雖然葛利哥的大半輩子都是在歐洲大陸度過的，但是克里特島在他的心中一直擁有無法取代的位置。在西班牙時，他的名聲讓他得到了「那個希臘人」的別稱，也就是眾所皆知的「葛利哥」（El Greco），不過，他在作品上一直簽上自己的希臘原名，也時常在名字後面加上「克里特」的字樣，思源之心足以見得。

與葛利哥大約相同時期的米哈易．達馬斯克諾斯（Michael Damaskenos, 1530/35-1592/93），是另一位知名的克里特流派畫家。他出生於克里特島，並於島上接受繪畫訓練。一如許多其他的克里特島畫家，達馬斯克諾斯在威尼斯居住了許多年，也在此時遊遍了義大利。1584年，他搬回希臘，把工作重心放在克里特島。達馬斯克諾斯在畫風上比葛利哥還趨於保守的拜占庭風格，不過，他對於粉色的使用仍顯示出威尼斯文藝復興畫家如丁托列多、維洛內斯等人的影響。當威尼斯市於16世紀中興建第一座希臘東正教堂時，雖然威尼斯不缺希臘畫家，但當時居住於克里特島的達馬斯克諾斯卻脫穎而出，受託繪畫教堂內部的聖像畫，由此可見其名望。

克里特島雖小，但其後拜占庭時期的聖像畫卻帶來遠播的影響。克里特流派不僅在島上興盛，也被傳到歐洲大陸，成為重要的聖像畫風格。


(原刊載於《藝術家》雜誌460期2013年9月號)

巴黎就是時尚——紐約大都會美術館呈現19世紀後半藝術與時尚

莫內　路易．約雅金．高帝柏夫人　1868　油彩畫布　217×138.5cm　奧塞美術館藏

法國文學家胡賽（Arsène Houssaye）曾寫道：「巴黎女人不追求時尚，她就是時尚。」此言道盡了19世紀後半巴黎引領時尚潮流的地位。隨著百貨公司的興起及時尚雜誌的增加，各式剪裁裝飾繁複的洋裝、洋傘、帽飾、手套、鞋靴、扇子等配件，不僅在巴黎上流社會爭豔，也帶起了一股新穎、生動的想像。處於時尚的中心，同時代的畫家所受到的吸引與啟發，在他們的畫布上表露無遺。從莫內、馬奈到竇加、秀拉等印象派畫家，皆生動地描繪了時髦的巴黎人的服飾及生活。今年春季，紐約大都會美術館推出「印象派、時尚、與現代」大展，以將近八十件畫作及十六套服裝，搭配同時代的攝影、版畫、印刷品，以及各種服飾配件，呈現1860年代至1880年代的巴黎時尚，也顯示了藝術與時尚密不可分的關係。

●勝過臉部的服飾
「印象派、時尚、與現代」由幾件大型肖像揭開序幕，其中以莫內的〈卡蜜兒〉（1866）及〈路易．約雅金．高帝柏夫人〉（1868）特別引人注目。與以往不同的，是這個時期的肖像畫多做全身的描繪，在畫布上將服裝完整呈現出來，而畫面中的人物常呈現側身的姿態，臉部甚至僅佔有極小的比例。作品雖然以人物命名，但顯然大大強調服飾的華美，可見得服飾對於展現畫中人物身分地位的重要性。以莫內妻子的肖像〈卡蜜兒〉為例，濃豔的綠色與黑色相間的長裙清楚地躍入眼中，再配上豐厚的大衣及帽飾，流露出華貴的氣息。〈路易．約雅金．高帝柏夫人〉則在華麗洋裝的襯托之下，特別展現了當時流行於巴黎的披巾，顯示這位女士走在時尚的前端。這兩件作品都有實際的類似服裝做為對照，證明畫家確實以當時的流行為藍本。此外，馬奈的〈年輕女孩〉（1866）及提索的〈米拉蒙侯爵夫人肖像〉（1866）也在展出之列。

如此的肖像形式立刻引起同時代評論家的討論，他們稱這些畫家僅是「織品製造者」或「趕流行」，而馬奈更被說是「對於頭部的重視不過如同對於一隻拖鞋的重視」。即使如此，畫家仍選擇脫離以往肖像畫的形式，如同當時的攝影及時尚雜誌一般，表現巴黎的最新時尚，而非強調個人的臉部表情。

●人物與自然風光
除了個人肖像，印象派畫家也轉向戶外景致，特別是美麗的夏季。藉由描繪巴黎人的戶外活動，畫家不僅能夠展現時尚，也能夠捕捉變換的光影。巴希爾（Jean-Frédéric Bazille）是將肖像置於戶外景致的代表畫家之一，他的代表作〈家庭團聚〉（1867）中，五位男士及六位女士或坐或站，幾乎都望著觀者，有如面對攝影機拍照一般。畫面除了細緻地呈現他們的服飾，也記錄了巴黎都會男女的最新休閒——於週末乘著蒸氣火車到鄉間享受明媚的風光。

莫內的大型畫作〈草地上的午餐〉（1865-1866）原作長約600公分，此次展出的左幅及中幅，是首次在美國共同展出，相當搶眼。在展現時髦的春裝及生活之餘，莫內也透過光影傳遞時光短暫、稍縱即逝之感。鄰近牆面的〈花園中的女人〉（1866）有著類似的對照，並且帶有些許活潑及俏皮。

●白與黑
黑白從來不退流行，這在印象派畫作中就可以清楚地看見。簡單的白色，帶來清新、優雅的感覺。雷諾瓦的〈麗絲（撐傘的女人）〉（1867）穿著一襲白紗洋裝，腰間束著的黑色緞帶垂至裙襬，她戴著白色的帽飾，撐著黑白層次的洋傘，散發淡淡的魅力。鄰近處展示的洋裝及洋傘，與畫作形成極佳的對照。莫莉索（Berthe Morisot）對於白色服飾的描繪，讓她受到「對於白色擁有過份偏愛」的評論，展場中有多幅她的作品，皆為穿著白色洋裝的女性。而不同層次與濃淡的白色，也讓這個單一顏色擁有各種變化，反映光線的明暗。

黑色則帶來完全不同的感受。黑色可以樸素、可以神祕，也可以高貴。尤其黑色絲緞禮服，是19世紀巴黎時髦女性衣櫃裡的不可或缺的基本服飾，它們不僅可以襯托出迷人的身材，也因為染布過程的困難度，讓它們顯出不斐的價值。雷諾瓦曾說：「黑色是眾色之后。」《巴黎時尚》雜誌也曾寫道：「任何女人在任何場合可以穿著的最特殊、最吸引人的禮服，非黑色禮服莫屬。」雷諾瓦的〈喬治．夏本提夫人與她的孩子〉（1878）描繪了居家、午後的服裝，而馬奈的〈女子與扇（妮娜．德．卡麗雅肖像）〉（1873）則呈現了大膽、華麗的洋裝，兩者相較之下，更可顯示黑色的多變性。

●「公主風格」
1880年代，流線型的「公主風格」洋裝逐漸成為時尚的新寵，許多畫家也相繼以這類洋裝為題材，或如竇加所說：「描繪我們的時代。」這時的畫作較以往更加強調人物與背景的融合，畫家的焦點從原本仔細地描繪服飾，漸漸轉為以服裝為反映光線效果的一環。巴托洛梅（Albert Bartholomé）的〈在溫室中（巴托洛梅夫人）〉（1881）有明顯的光影對照，巴托洛梅夫人所穿著的白紫相間洋裝與一旁的花朵呼應，而洋裝下擺的穗飾也與棕櫚葉的形狀呼應。畫作的斜前方，正展示著這件巴托洛梅夫人入畫時穿著的洋裝，在實物與繪畫對照之下，也可看出畫家精細的描繪。

●男士時尚
不僅是女性，巴黎男性也追求著時尚，高帽、背心、西裝都是基本的服飾。與女性繁複多色的服飾不同，男性服飾大致就分為日間與夜間兩種，剪裁簡單，而色調也以幾種暗色系為主。如此的風格自然帶給畫家們不小的挑戰，他們必須在一片類似的服飾中，表現人物的獨特風格。因此，在些微的服裝變化之外，畫家也藉由不同的姿態及表情突顯畫中人物的特色。提索受到委託所繪的〈The Circle of the Rue Royale〉（1868），描繪這個1852年成立的男性俱樂部中的十二位成員，每一位畫中人物都給他1000法郎的委託費。提索對於每套服裝都十分講究，從基本的西裝到配件等細節，皆如同攝影一般，反映了那個年代貴族紳士的品味。不僅服裝，不同的表情及姿態也使畫面不至於呆板，而所有的人物身分都可清楚辨識。

●時尚消費與生活
在一片時尚風潮中，自然少不了販賣時裝配件的店面，而畫家們也將注意力擴及整個消費文化。竇加以一系列的女帽商油彩及粉彩作品，探索女性與其欲望之物的關係，如〈女帽商店〉（1882-1886）描繪的正是一名女子打量著帽飾的景象，畫面中一頂頂展示的女帽，與展廳中央的19世紀女帽恰成對照。提索的〈消費女孩〉（1883-1885）則呈現一位剛消費完的女子，其微笑滿意的表情不言而喻。除此之外，扇子、鞋子，甚至緊身內衣都是時尚消費的一環。此時，畫家們從以往參考時尚雜誌，轉移到觀察實際閱讀時尚雜誌的人們，在畫面中記錄消費文化。

巴黎人以服飾展現時尚，也以生活展現時尚。自從1870後半以來，描繪生活空間的畫作漸漸增加。提索的〈船上的舞會〉（1874）及〈馬戲團情人〉（1885）、卡莎特的〈劇院包廂〉（1878）及〈包廂中戴珍珠項鍊的女子〉（1879）、貝胡（Jean Béraud）的〈巴黎聖腓利比教會的星期日〉（1877）〈舞會〉（1878）等，再再呈現了時尚巴黎男女的出入場所及活動。卡利柏的〈巴黎街道；雨天〉（1877）則描繪了這個時尚之都的街景，由穿著看來，畫面前方的一對男女顯然屬於社會的上層階級。

正如馬奈所說：「最新的時尚……對於繪畫是絕對必需的。這才是最要緊的。」透過「印象派、時尚、與現代」大展，不難看出印象派畫家極欲捕捉當代的潮流，他們的畫筆不僅展現了美麗的作品，也記錄了巴黎的「現代生活」。而共同展出的服飾、攝影及印刷品等，更反映了畫作內容的真實性，清楚呈現了該時代的風潮。


(原刊載於《藝術家》雜誌457期2013年6月號)

單色調的豐富 ——紐約古根漢美術館「畢卡索黑與白」大展

畢卡索　侍女（宮女，來自維拉斯奎茲）　1957　油彩畫布　194×260 cm　巴塞隆納畢卡索美術館藏

畢卡索曾對一位朋友解釋道：「色彩使力量減弱，這在我的作品中並不是必要元素。我使用的是構造這項語言。在我的某件繪畫中有一個紅點，並不表示那是作品中的必要成份，即使沒有那個紅點，繪畫一樣是完成的。你可以拿掉那個紅點，繪畫仍然存在。」如此的陳述，正是紐約古根漢美術館「畢卡索黑與白」大展的出發方向。將近一百廿件從1904年至1971年的繪畫及雕塑，充分地呈現畢卡索一生的創作軌跡。從這些單色調作品中，不僅能看到畢卡索創作的筆跡及過程，更由於許多作品借自私人收藏，鮮少公開展出，也因此更能貼近畢卡索較為私人的一面。

看慣了畢卡索的多彩作品，初聽到「黑與白」，或許不免懷疑展覽的豐富性。然而，事實上，布滿古根漢美術館環形坡道的作品，涵蓋了各個時期的風格，而這些單色調作品也因著其多樣的層次，顯得多變而深入。畢卡索畢生不斷創作單色調作品。展覽以一件藍色時期晚期的〈燙衣的女人〉揭開序幕。這個時期的畢卡索剛搬到巴黎，生活潦倒，因此作品多呈現黑暗的色調。這件作品強調了女人身體的線條，包括藍色在內的各種顏色似乎都從其中消失了，而這也是畢卡索創作的轉捩點之一。1926年完成的〈女帽工作室〉描繪的是畢卡索公寓對面的工作室，是他第一件完全以黑白創作的大型作品。他以立體主義的方式分析形體，不過這裡使用的不是充滿稜角的方形或三角形，而是圓滑的曲線構成的形態，反映出了另一個畢卡索創作的轉捩點。

1937年，畢卡索受到西班牙第二共和國的委託，創作一件能夠展示於該年巴黎世界博覽會國家館的作品，他於是開始繪畫了一系列〈格爾尼卡〉的習作，如展覽中的〈馬頭，格爾尼卡的習作〉。雖然畢卡索在報紙上看過格爾尼卡被摧毀的照片，不過他在創作作品時，並未直接指向這場屠殺，而是強調戰爭普遍帶來的痛苦及恐懼。在〈格爾尼卡〉展出之後，畢卡索又創作了一系列描繪哭泣女人的作品。同年創作的〈母親與死亡的孩子II，格爾尼卡附筆〉呈現了無辜的人民在戰爭中受到的痛苦， 僵直的線條及黑白分明的色塊，更強調了這項悲劇與母親的痛苦。

1957年，畢卡索獨自在法國南邊創作，鮮少讓人參觀他的工作室。這段時間，他創作了五十八件大型作品，而其中的四十四件，很顯然是受到西班牙大師維拉斯奎茲的〈宮女〉所啟發。〈侍女（宮女，來自維拉斯奎茲）〉是其中最大型也最完整的一件，原畫中所有的人物及元素都存在，而黑、灰、白的色塊給予了作品不同的風味。

走完一趟展覽，令人驚訝的不僅是畢卡索一生中單色調作品的產量豐富，更是這些作品所傳達的力與美。畢卡索除去色彩，將焦點放在形狀、線條及結構上。然而，這些單色調的作品並沒有缺少什麼，反而更清楚地呈現畢卡索的創作。正如畢卡索的女兒瑪亞（Maya Widmaier-Picasso）所言：「在黑白作品中，總是、總是可以更容易地抓住更多的真實。」


(原刊載於《藝術家》雜誌454期2013年3月號)

對於無限的癡迷 ——惠特尼美術館「草間彌生」回顧展

惠特尼美術館特展「草間彌生」展場一隅

草間彌生曾說：「美國是真正養育我的國家，我欠這個國家。」確實，草間彌生於1958年到達紐約後，正式展開自由寬廣的創作之路，也逐漸成為紐約前衛藝術的重要成員之一。相對於六十多年的創作生涯，居住於紐約的十五年間看似短暫，不過這個階段的草間彌生嘗試了各種創作方式，許多她的標誌性風格也是在這個時期發展出來的。今年7月中至9月底，紐約惠特尼美術館的展覽「草間彌生」，與英國泰德現代美術館合作，回顧了草間彌生自1940年代至近期的創作，除了一大區塊的紐約創作之外，也包含了早期及近期在日本的作品，試著完整呈現她的創作廣度。

●家鄉的基礎
「草間彌生」回顧展以編年的方式呈現。首先看到的，是她早期在日本的繪畫。草間彌生自1948年開始學習傳統日本畫，不過，她對於傳統的教學方法感到受挫，也覺得日本畫有著戰時獨裁的連結，因此開始自學歐美藝術，特別對於前衛藝術感到興趣。這個時期的繪畫，有著許多象徵性的抽象符號，漂浮、混雜的畫面可以明顯看到戰後的影響。同時，草間彌生也多方嘗試不同的媒材，油彩、水彩、墨水、粉彩、蛋彩、壓克力彩、紙、帆布、麻袋等，都是她的實驗對象。1950年代中期的草間彌生，已經擁有一定的名氣，也在家鄉松本及東京舉辦過一些個展，但她卻毅然決然離開日本，認為日本「太小、太奴性、太封建，也對女性太輕視」。於是，1957年底，她到達美國西岸，並於半年後搬到紐約，為創作尋找更廣闊的世界。
●紐約的發展
或許是受到抽象表現主義的影響，初到紐約的草間彌生在繪畫風格上有很大的轉變，創作了一系列後來稱為「無限之網」的大尺寸畫作。遠看，這些畫作似乎是一片以白色顏料完全覆蓋的畫面；走進一看，才發現其實是單色調的網狀結構。它們有著暗灰色系的底調，其上以白色油彩重複性地繪出扇形線條。這樣的繪畫動作本身，即含有冥想性及某種無法停止的癡迷性，也讓她與低限主義及觀念藝術產生連結。 就在她的繪畫開始於歐美打出名氣之時，草間彌生轉變方向，開始創作雕塑作品。首批雕塑「累積」與之前「無限之網」的重複性有著異曲同工之妙，以無數的布料填塞突起物蓋滿家具、衣物等日常生活用品，傳達出一種超現實、夢境般的氛圍。這些突起物同時給予陽具的想像，因此草間彌生也稱它們為「性著迷」系列。「累積」最初於1962年在紐約的一個聯展中，與安迪．沃荷、歐登伯格、羅森奎斯特等人的作品一起展出，由於那是美國普普藝術發跡的重要展覽，草間彌生因此成為紐約前衛藝術的中心人物之一，她也與樓上鄰居唐納．賈德成為朋友，兩人日後並合作了一些作品。

1960年代可謂草間彌生創作最多元的時期，除了繪畫與雕塑，她也做了拼貼。早期的拼貼作品與「無限之網」及「累積」一樣，是同樣符號的不斷重複、增生，有時並運用之前作品的照片為媒材。到了1960年代中晚期，草間彌生開始在拼貼作品中加入自己的照片，例如在「自我遺忘」系列中創造一個布滿圓點、網子及重複圖樣的世界，而自己則成為這個藝術世界的中心。同樣的概念並發展成更多不同的創作，反映那個美國文化激變的年代。當時嬉皮文化興起，在毒品、性、生活態度等方面挑戰當時的社會常態，草間彌生很快地擁抱了這股新的運動，把這群花派嬉皮當做自己創作的觀眾及合作者。在行為作品〈身體節慶〉中，裸體的參與者在彼此身體畫上圓點。許多這類的作品都被記錄下來，而草間彌生便利用這些紀錄，以及她的繪畫及裝置的影像，創作了錄像〈草間的自我遺忘〉（1967）。在這件作品的開頭，草間彌生穿著圓點服裝，在紐約州的鄉下地方以圓點及樹葉貼在動物、植物及一位裸體男性身上，之後，則呈現身體彩繪及縱慾舞會的偶發藝術行為。由於草間彌生本身很仔細地收集了所有與她有關的報導、照片、海報、評論等文件，因此展覽中對於那些不再發生的行為藝術也能夠有很完整的呈現。

在白人男性主導的紐約藝術世界中，草間彌生極度意識到自己亞洲女性的身分，而她也將這樣的態度呈現在作品之中。行為紀錄〈行走作品〉（1966）中，草間彌生穿著粉紅花朵和服、長髮編著辮子、戴著粉紅花朵頭飾、撐著彩色花朵的傘，走在紐約街頭。她充滿異國風情的裝扮與空曠髒亂的紐約街頭形成強烈的對比，也產生一股格格不入的陌生感。

●回到家鄉
1973年，草間彌生返回日本。起初，她想把在紐約創作的裸體偶發行為藝術介紹到東京，但當時保守的社會並無法接受，因此，她又回到雕塑、繪畫、拼貼的創作。1977年，草間彌生的生理和心理狀況都不是很穩定，因此她自願住進心理治療所，直到今日。在治療所相對安靜的日子，她開始了小說及詩集的創作，並出了一本自傳。在繪畫、雕塑及裝置的創作上，則尺幅愈來愈巨大。〈雲〉（1984）由一百件形狀各異的黑白布墊所組成，排列在地面上，佔據了一整個展間。白色的〈天與地〉（1991）則有四十個盒子，每個盒子各有多支如蛇一般的長形棉布填塞物從其中伸出、蔓延。至於〈黃樹〉（1994）及〈甦醒的靈魂〉（1995）則為壓克力繪畫，黃、黑、白色形成的圓點好似有生命力一般，充滿動態感。2000年之後，草間彌生的繪畫運用了許多鮮明的顏色，以花朵、眼睛、植物、圓點等如楔形符號般的圖象填滿畫面，圍繞著展廳四個牆面的作品，給予強烈的視覺感受。

對於無限的探索，一直是草間彌生透過創作所追求的。裝置作品〈水上螢火蟲〉（2002）在一間鏡房內懸吊了一百五十盞不同顏色的小燈泡，地面則被一層淺水覆蓋。透過鏡子及水面的反映，空間及燈點無限延伸，形成一個魔幻、冥想的世界，沒有起點也沒有結束，而觀眾似乎也走入了草間彌生自我遺忘的小宇宙。

●藝術人生
至今，草間彌生仍繼續創作。被問及藝術創作是否讓她快樂時，她說道：「我從來沒想過藝術創作是否讓我快樂，不過也沒有什麼其他的了。藝術就是一切。」這幾年來，她的創作也被路易．威登相中，進而進行合作，因此近日若經過路易．威登位於第五大道的旗艦店，可看到櫥窗內人身大小的草間彌生人形，提著與路易．威登合作的皮包，非常搶眼。展覽「草間彌生」開幕前，草間彌生對惠特尼美術館館長懷伯格（Adam Weinberg）說：「這是我生命中最好的時刻。」透過這項展覽，觀眾也可以更加了解她的創作生涯的重要事件及時刻。


(原文刊載於《藝術家》雜誌448期2012年9月號)

20世紀初收藏家族 ——紐約大都會美術館「史坦收藏」大展

馬諦斯　戴帽的女人　1905　油彩畫布　80.7×59.7cm　舊金山現代美術館藏

20世紀初，巴黎的藝術景致達到高峰，成為世界的文化中心，藝文人士在此聚集，激盪出最新的思潮，與前些時期風格大異其趣的前衛藝術也於此展開。之所以有這樣的快速發展，史坦家族（The Steins）功不可沒。
史坦三兄妹為猶太裔美國人，他們於20世紀初相繼搬到巴黎後，與馬諦斯、畢卡索等年輕藝術家成為朋友，並成為重要的贊助者。此外，他們也開放家庭舉辦沙龍，可謂當時藝術圈的重要交流中心。本次大都會美術館推出的特展「史坦收藏：馬諦斯、畢卡索，與巴黎前衛」，以大約兩百件作品呈現史坦家族的收藏史，以及他們對於現代藝術發展的重大影響。

●從加州到巴黎
史坦兄妹出身於中上階層的經商家庭，皆受過高等教育，熟悉多種語言，喜歡接觸最新的思潮。1902年，雷歐（Leo Stein）首次到達巴黎。隔年，他租下芙羅若斯街27號的公寓及工作室，妹妹格特魯德（Gertrude Stein）也於該年秋天搬去同住。1904年，第二屆秋季沙龍展出五位對於當代年輕藝術家影響最大的畫家：塞尚、夏凡納、雷東、雷諾瓦及羅特列克，帶給雷歐極大的衝擊。兩個星期後，兄妹兩人花費了銀行裡所有可用的積蓄購買現代藝術。同年，哥哥麥可及其妻莎拉（Michael and Sarah Stein）也搬至巴黎居住，並積極投入巴黎生活。原本只打算在此居住一年的他們，租下離弟妹住處不遠的夫人街58號，一住就是卅年。

●與年輕藝術家為友
三兄妹中，雷歐可謂最早積極收藏作品的一位。他與格特魯德收藏了塞尚、高更、雷諾瓦的小件作品後，原本想增購現代大師如竇加、梵谷、馬奈等人的作品，不過卻發現自己無法負擔這些畫家的作品，於是他轉向收藏當時較不出名的年輕藝術家的作品。1905年，雷歐初次在一間家具店看到畢卡索的繪畫，不久之後，他便買了兩件畢卡索的作品。同年，馬諦斯的〈戴帽的女人〉也進入他的收藏。雷歐很快地把馬諦斯介紹給麥可及莎拉，三年之內，他們公寓的牆上就掛滿了馬諦斯色彩鮮明的作品，除了馬諦斯的工作室之外，麥可與莎拉的公寓就是觀看馬諦斯最新作品的最佳地點。

史坦兄妹不僅收藏作品，也與藝術家們建立了深厚的友誼。他們與馬諦斯一起騎馬、游泳，介紹朋友向畢卡索的女朋友學法文，更不用提多次共進午餐及晚餐的時光。事實上，馬諦斯與畢卡索就是透過史坦兄妹的介紹而彼此認識的。

●週六沙龍
史坦兄妹的收藏，很快就在藝術圈傳開，許多朋友及訪客都想到他們的公寓觀看最新作品。為了因應這樣的需求，他們決定每週六晚上開放公寓，只要是認識的人介紹，都可進入參觀。於是，這裡成了藝術家、作家、音樂家、收藏家等藝文人士的聚集處。他們討論最新的藝術發展，評論牆上的畫作，並把消息傳回美國各地、歐洲及俄羅斯。20世紀初，史坦的兩間公寓充滿了自由的討論風氣及各種可能性，可謂對於前衛藝術的支持與貢獻超過任何其他的收藏家或機構。

●分散的收藏
1910年，格特魯德的伴侶愛麗絲（Alice Toklas）也搬進芙羅若斯街27號同住。同時，里歐日漸衰退的聽力，讓他漸漸退出週六沙龍，直到1913年，他決定搬出這間公寓。雷歐及格特魯德分了他們的收藏——格特魯德拿了畢卡索的繪畫，雷歐則拿了十六件雷諾瓦的作品。雷歐於1921年結婚，居住於義大利、法國及美國，使用餘生畫畫、寫作，以及演講推廣藝術。

第一次世界大戰讓麥可及莎拉損失了一大筆收藏。1914年，在馬諦斯的請求下，他們出借了十九件重要的馬諦斯作品至一間柏林的畫廊展出。然而，一個月後，德國向法國宣戰，他們再也沒有拿回那些作品。馬諦斯對於這樣的結果十分懊悔與愧疚，據說因此幫他們畫了肖像以做為補償。雖然麥可及莎拉之後又藏購了一些新的馬諦斯作品，不過他們此時的財力以不如前，又由於馬諦斯的名氣日漸增加，以至於他們的收藏再也沒有回到之前的收藏規模。除了繪畫之外，這對夫妻也將興趣擴展至建築。1925年，他們首次看到柯比意（Le Corbusier）的作品，隔年，他們便委託這位建築師在巴黎西邊設計一棟房子。柯比意十分開心，甚至寫信給他的母親，說：「他們是收藏第一批馬諦斯作品的人，而且他們似乎也認為與柯比意的連線是生命中重要的一刻。」麥可則說：「在這個世紀初成為現代繪畫的先鋒之後，我們現在要對建築做一樣的事。」他非常以這棟極度現代主義的建築為傲。

格特魯德是三兄妹中，保留最多收藏的一位。早期她與雷歐的收藏，到了1930年代已大大增值，而她偶爾出售作品以支持她的寫作生涯。此外，她也不停地尋找年輕且有潛力的藝術家。1938年，芙羅若斯街27號的房東欲收回公寓，格特魯德及愛麗絲便搬到塞納河邊的另一住處。隔年，英法對德國宣戰，兩人於是搬到鄉下，而她們的收藏也都於戰火中保存下來。直到1946年格特魯德去世之時，才公開她的遺囑將所有畢卡索的作品贈與紐約大都會美術館。

●舉足輕重
史坦三兄妹其實並非最富有的階級，然而由於他們對於現代藝術的熱愛，又由於他們營造出的社交圈，讓他們在現代藝術的發展中佔有舉足輕重的角色。他們初識馬諦斯及畢卡索時，兩位藝術家都還沒沒無聞，卻在很短的時間內名氣大增。若說史坦家族的喜好及品味影響了現代藝術的發展，實在不為過。


（原文刊載於《藝術家》雜誌445期2012年6月號)

一沙見世界，一花窺天堂——費城美術館推出特展「梵谷聚焦」

梵谷　矮樹叢中的兩人　1890　油彩畫布　49.5×99.7cm　辛辛那提美術館藏

1886年，梵谷從比利時安特衛普搬到巴黎，在那裡首次接觸到印象派，這些繪畫大膽的顏色及筆觸，與當時荷蘭及比利時繪畫的陰暗色調及嚴肅主題大相逕庭，讓梵谷深深感到驚奇，並決定擁抱這股新的潮流。接下來的四年間，直到1890年他結束自己生命之時，梵谷先後居住於巴黎、亞爾、聖雷米及奧維，他投身大自然之中，以實驗性的方式描繪靜物、花草及風景。屏棄傳統畫法的梵谷，創造了前所未見的繪畫視覺效果，為現代繪畫史帶來巨大的影響。

本次特展「梵谷聚焦」便呈現了梵谷生命最後四年的作品，由費城美術館及加拿大國家藝廊共同策畫，從歐、美、日本等地集合了超過七十件作品，其中包括四十六件梵谷的繪畫，以及同時代的攝影、素描與日本木刻版畫，與梵谷的作品做對照。

●線條與顏色的力量
走入展場，著名的〈向日葵〉（1888-9）立即映入眼簾，鮮豔的色調及粗厚的筆觸展現了梵谷的獨特風格。在巴黎的期間，梵谷畫了多幅靜物畫，其中以瓶花及老舊的靴子為最常出現的主題。在另一幅〈向日葵〉（1887）中，兩朵襯著藍色背景的向日葵佔據了畫面的大部分，被拉到極靠近的觀看距離，花朵的細節一覽無遺。〈花瓶中的矢車菊及罌粟花〉（1887）同樣以藍色為背景，強烈對比著紅、白兩色的花朵，是梵谷探索顏色的極佳代表，也增添了畫面的繁茂及豐富。

除了室內靜物，梵谷更把興趣轉向室外景致，尤其是身邊的植物。他近距離觀看描繪腳邊的花草，使這些微小的主題展現出強盛的生命力。〈雛菊〉（1889）以黃色及綠色為主調，黃色的雛菊從一叢叢的綠草中生長出來，畫面中多層次的綠色及清晰的筆觸，呈現了梵谷對於描繪細節的著迷。同樣對於草地的描繪也出現在〈長草與蝴蝶〉（1889）及〈草地與蝴蝶〉（1887或1889）中，這兩幅畫作幾乎全部以長短不一的線條及點狀完成，根根分明的綠草成為主角，而蝴蝶及花朵成為點綴。在〈鳶尾花〉（1889）之中，以相同畫法表現的草叢及雛菊布滿畫面，襯托出主角鳶尾花，梵谷以俯瞰的角度描繪花朵，而傾斜的背景造成畫面空間拉近的效果。

大範圍的風景也是梵谷的作畫題材之一，即使如此，他仍未忽略近景部分的細節。在一系列的麥田作品中，梵谷把天際線拉到畫面上方接近頂端之處，使天空只佔據整體的一小部分；畫面中間，他以較為簡單的線條及點狀描繪遠景的部分；而畫面下方近景的部分，則仍舊有著仔細的描繪，如〈麥田〉（1888）這件作品中束起來的麥梱似乎就在眼前，而整個壓扁的空間也正是梵谷處理聚焦近物的方式。梵谷並未使用單一的比例及視點，不同距離的風景也從不同的觀看角度描繪，讓畫面中的遠近元素呈現怪異的對比，卻也帶出他獨特的風格。

另一個梵谷喜歡的主題便是森林，特別是樹幹及地面的矮樹叢。他通常聚焦於一小塊地面的矮樹叢，而樹幹則十分靠近畫面前方，甚至突兀地將畫面分割，或造成擋住視線的效果。這些作品傳遞一種擁擠的感覺，濃密的草木及被阻擋的陽光或許也反映了梵谷的內心世界。

除了梵谷的作品之外，當時的日本木雕版畫及歐洲攝影也在展示之列。自從19世紀中期日本開始與西方貿易，擁有「異國風情」日本藝術便在歐洲造成一股風潮。梵谷特別喜歡日本木雕風景畫，他與弟弟擁有了將近五百件收藏。這些作品對於梵谷的作品有著相當程度的影響，例如拉高的天際線、傾斜的視角、強調大自然的微小元素等。同一時期，歐洲的藝術家也開始使用攝影做為工具，捕捉快速變換的光影。雖然梵谷始終對於攝影有些排斥，但是從展出的攝影作品中可看到相似的主題，都展現了對於
大自然微小細節的興趣。

●聚焦微小事物
梵谷曾在給妹妹的信中寫道：「我總是禁不住出外凝視著一葉草、一枝松樹枝、一株麥穗，以平靜自己。」對他來說，「一葉草」成為簡單生活的代表，這也為他的繪畫生涯定調。在梵谷生命最後四年間的許多作品，就如同相機聚焦一樣，強調近距離觀看微小的事物，而他獨特的筆觸及用色表現出旺盛的生命力，在壓扁的空間的對比下，更加明顯。「梵谷聚焦」展至5月6日。


（原文刊載於《藝術家》雜誌442期2012年3月號）

從神聖到平凡——費城美術館「林布蘭特與耶穌容貌」特展

林布蘭特及工作室（傳）　耶穌頭像　約1648-56　油彩橡木板35.8×31.2cm　費城美術館藏

自西元4世紀基督教開始盛行至今，耶穌的形象與事蹟一直是西方藝術的重要主題，從早期的聖像畫，到當代藝術中時常出現的嘲諷角色，藝術家對耶穌的描繪也經歷了許多的變遷，其中，林布蘭特的耶穌畫像便具有突破性的意義。費城美術館於8月初至10月底推出特展「林布蘭特與耶穌容貌」，呈現這位17世紀的藝術家如何突破傳統，以全新的方式詮釋一位在藝術中出現過無數次的人物。從歐美各地匯集的四十餘件林布蘭特及其學生的作品，可謂在離開其工作室後首度集合展出，再加上數件該時代其他藝術家的作品，帶觀眾了解林布蘭特的嘗試及改變。

●林布蘭特之前
及至林布蘭特的時代，耶穌在藝術中的描繪已有超過千年的傳統。藝術家為求真，對於耶穌的長相大多依循著幾件聖物而描繪，主要包括幾塊如神蹟般印有耶穌面貌的布料，以及一位親眼見過耶穌的羅馬官員在信件裡的描述。換句話說，根據這些傳說中的聖物，人們相信畫面中的耶穌容貌並不是藝術家自己憑空的想像，而是他的「真實」容貌。

在這樣的原則之下，每個時代也各有不同的呈現方式。為了強調神聖及權威，中古世紀的聖像畫幾乎不帶感情，制式、僵硬的繪畫表現帶著距離感，畫中的人物與生活周遭的人物有著極大的不同。到了文藝復興時期，畫面呈現雖多了柔和感，藝術家也開始以真人模特兒協助繪畫，但耶穌的容貌則多帶有歐洲貴族或天使般的超凡氣息，仍舊與一般人有一定的距離。

●林布蘭特的突破
林布蘭特早年也是依照傳統聖物的方式描繪耶穌。直到1648年，他決定以真人模特兒的面孔來描繪耶穌，並且選擇以猶太人做為他的模特兒。雖然人們一直以來都知道耶穌是猶太人，但實際上以猶太人做為模特兒卻幾乎是史無前例，也因此，林布蘭特的做法等於是更向寫實邁進了一步。當時林布蘭特在阿姆斯特丹居住的區域，除了是藝術家聚集處之外，也有許多從葡萄牙及西班牙搬遷過來的猶太人，因此，林布蘭特可謂生活在猶太人的社區，對於猶太人的生活及習俗也有一定的接觸。被他選為模特兒的年輕人，很可能就居住在這個社區。1648年至1656年間，林布蘭特以這位年輕人的面孔畫下八幅耶穌的面容。在他筆下的耶穌，帶著同情、溫和平凡，穿著樸素、古時的服裝，充滿人性的表現與以往對於耶穌的描繪大相逕庭。

除了以面容為主的繪畫之外，林布蘭特也以素描、繪畫或版畫的方式呈現耶穌的故事，他特別鍾愛的場景包括耶穌向門徒顯現的以馬忤斯的晚餐、拉撒路復活、耶穌講道……等等，這些主題都多次被描繪，而其中部分的耶穌，就是以該位猶太年輕人的面孔入作。

林布蘭特的突破，不僅是他個人作品的轉變，也大大改變了基督教藝術的傳統。自此開始，藝術中的耶穌不再神聖不可侵犯，而是如同歷史上的他一般，柔和謙卑、走入人群。


（原文刊載於《藝術家》雜誌438期2011年11月號）

色彩與筆觸的融合——紐約大都會美術館展出「粉彩肖像：18世紀歐洲圖象」

科貝爾　推測為描繪法蘭西斯．朱立安與其妻的雙人肖像　粉彩粉筆水彩紙

根據記載，粉彩在文藝復興之時已經出現，藝術家們多使用這種媒材來繪畫草稿或隨筆，不過到了18世紀，粉彩卻突然變得十分風行，1750年時，光是巴黎就有大約兩千五百位藝術家及業餘畫家使用粉彩創作。跟藝術家預定粉彩肖像者，也遍布社會各個階層，尤其是皇室、宮廷顯貴及較富裕的中產階級等。而不同於以往簡單的素描形式，此時的粉彩作品常如油畫一般細緻、鮮豔，並裱上華麗的畫框。

即便粉彩作品是繪畫的一大種類，但在美術館卻不常見到。一來，粉彩在大量的光線照射下容易退色；二來，過多的振動容易使粉彩剝落，以至於不適合長期或巡迴展出。5月中旬至8月中旬，大都會美術館推出特展「粉彩肖像：18世紀歐洲圖象」，呈現1717年至1801年的大約四十件肖像作品，實為欣賞粉彩作品的難得機會。

●筆觸與光影
拉圖爾（Maurice Quentin de La Tour）是18世紀中期在巴黎以粉彩創作的傑出藝術家之一，繪畫過上百件肖像畫，更曾擔任法國國王路易十五的專屬肖像畫家廿三年。本次展出他的六件作品，包括〈Jacques Dumont le Romain彈奏吉他〉及〈Jean Charles Garnier d’Isle〉，都是知名的作品，表現出拉圖爾使用粉彩的突出技巧，在他的作品中幾乎沒有粉彩的單獨筆觸，整個色塊像融成一體似的。另一位同時期的藝術家佩宏諾（Jean Baptiste Perronneau）可謂拉圖爾的對手，兩者之間存在著不甚友善的競爭關係。雖然佩宏諾以作品的色彩為人所稱道，但由於他從皇家繪畫與雕塑學院畢業之時，拉圖爾已囊括了巴黎皇室及貴族的肖像畫市場，因此佩宏諾所繪畫的對象多是巴黎外圍的中上階層，他也旅行至歐洲其他城市繪畫肖像。本次展出他的三件作品，〈奧立為爾．約諾〉為波爾多商人家族的一員，此作充分表現出佩宏諾細緻及善用光影的手法。

由於粉彩作品的尺寸受限於當時能夠製作的紙張尺寸，因此大部分的作品尺寸都不甚大，若要繪畫較大的作品，則需接紙。本次展出的最大作品為科貝爾（Charles Antoine Coypel）的〈推測為描繪法蘭西斯．朱立安與其妻的雙人肖像〉，若仔細觀看，可注意到數條紙的接合處，這是科貝爾創作最高峰的作品之一，融合了粉彩、粉筆及水彩等媒材描繪這對年輕的夫妻。

●工具與技巧
除了畫作之外，本次展覽也展出了粉彩畫家的作畫工具，對於當時的粉彩繪畫環境做更完整的呈現。由於粉彩不像水彩一般可以調色，因此每一種顏色都要使用不同的粉彩筆，也使得粉彩筆的製作成為一種專業，在18世紀的巴黎算是不小的產業。至於畫家們，也要對於色彩及光影有一定的敏感度，才能夠繪畫出這些與油畫匹敵的作品。


（原文刊載於《藝術家》雜誌435期2011年8月號）

不斷失敗、不斷嘗試——紐約現代美術館特展「法蘭西斯．艾利斯：欺騙的故事」

艾利斯　無題（當信心移山）　2002　攝影　20.3×25.1cm　紐約現代美術館藏 © 2011 Francis Alÿs

愛爾蘭荒謬劇作家山繆．貝克特（Samuel Beckett）曾寫道：「嘗試過。失敗過。沒關係。再嘗試。再失敗。失敗得更好。」如此表達人類對於遙不可及事物之追求慾望的概念，正符合比利時藝術家法蘭西斯．艾利斯（Francis Alÿs, 1959-）的創作核心，也是近期紐約現代美術館推出的特展「法蘭西斯．艾利斯：欺騙的故事」的展名的極佳表述。此展匯集了艾利斯1990年代中期至今的作品，包含繪畫、攝影、錄像、裝置，以及行為藝術的準備與紀錄文件等，大部分取自紐約現代美術館的館藏，展場則大規模涵蓋紐約現代美術館正館及分館PS1。

●追求烏托邦
艾利斯曾在威尼斯學習建築，他於1986年搬到墨西哥城後，便一直在此居住創作，也因此，他的作品多與拉丁美洲的社會發展及問題相關，包括都市生活、經濟生態，與現代化進程等各項議題。

位於正館的展區，以現代美術館近期收藏的三件作品為主軸，分別是〈重演〉、〈當信心移山〉及〈預演I〉（1999-2001）。〈重演〉是艾利斯於2001年在墨西哥城進行的行為作品。他購買了9釐米的貝瑞塔手槍，拿在手上並在城裡走逛，11分鐘後被警察逮捕之後被釋放，隔天，他在墨西哥官方的配合下又重覆一次同樣的行為。在美術館的展出中，兩段錄像並行呈現，以突顯真實與虛構的模糊界線，也同時探討墨西哥的社會安全問題。〈當信心移山〉則是由五百人共同完成的浩大工程，在這件為2002年利馬雙年展創作的作品中，艾利斯請自願者們以鏟子將一座550呎長的沙丘向旁邊移動4吋，如此大型的合作過程，點出了社會運動成效的問題，強調大規模的努力可能與成果不成比例。〈預演I〉則是在墨西哥提華納的一個山坡拍攝的影片，畫面中，一輛紅色的小轎車朝著山坡上開，汽車駕駛聽著錄製好的墨西哥樂團音樂，當音樂進行時，車就往上開，音樂停止時，車就放空並往下滑，在不斷重覆的上坡與下滑過程中，也傳達了一直達不到目的地的挫折感，然而，在熱鬧的音樂及旁人的笑聲的陪襯下，這個挫折的過程似乎又帶了一層詼諧。在作品呈現上，這三件作品都包含了最初的概念及計畫文件、實際的行動、錄像紀錄及相關文件等。

除此之外，令人印象深刻的作品尚有錄像〈龍捲風〉，艾利斯於2000年至2010年間，拍攝每年侵襲墨西哥城南邊的龍捲風，他拿著攝影機，試著衝向龍捲風眼，這件作品便是多年影片的剪輯，緊湊的步調呈現了龍捲風的強度，而龍捲風眼即象徵了一種永遠無法到達的神聖境界，以暗示對於烏托邦的追求失敗、秩序與混亂之間的失衡，以及人類不斷嘗試的傾向，即使後果可想而知也無可改變。另外，〈達達狀態〉（2000-10）是分布在牆面的卅件小型繪畫，而〈睡眠時間〉（1996-）則由一百餘件小型繪畫組成，這些作品都被艾利斯不停地重新修改，以呈現想法發展的過程。

●克服分離感
位於PS1的展區的作品，則顯示了艾利斯的創作地點遍布世界各城。與展覽同名的作品〈欺騙的故事〉（2003-6）為16釐米影片，畫面中的公路如海市蜃樓般隱約浮現，同樣傳達了一種追尋虛幻或遙不可及事物的概念，這樣的思維可謂不斷地出現在艾利斯的作品中。

〈現代行進〉是對於紐約現代美術館特別有意義的作品。當現代美術館本館於2002年進行整修而暫時遷移至皇后區臨時展館時，館方及紐約公共藝術基金委託艾利斯創作作品，於是他籌畫了一場如同宗教行進般的「現代行進」。6月23日當天，艾利斯、樂手及一群參與者如同抬著聖像般地將藝術家奇奇．史密斯從現代美術館本館抬到臨時展館，而其他數件鎮館之寶也以同樣的方式抬送過去，包括畢卡索、杜象、傑可梅第等藝術家的作品，整個過程就有如神聖的宗教儀式，也讓美術館作品的運送成為公開的過程。在本次展覽中，除了錄像之外，也展出了策畫文件，清楚地呈現了艾利斯的思路。而此展覽跨越兩個場地，某部分來說也是受到此作的啟發。

〈二重奏〉則是1999年威尼斯雙年展時進行的作品，概念來自於柏拉圖對於性別起源的說法：世界開始之初，人類是雌雄合體，有兩張臉、四隻手、四隻腳及兩種性徵，由於人類聯合的力量太強大而激怒了眾神，宙斯便將人類一分為二以減少他們的力量，再將他們送往不同的方向，自此開始，人類便花上一輩子的時間尋找自己的另一半。從這美麗的故事出發，艾利斯於雙年展時坐火車到達威尼斯，他的藝術家朋友翁諾爾多（Honoré d’O）則坐飛機到達，兩人各背著半截的低音號，在迷宮般的街道中穿梭三天後，兩人終於相見並將低音號組合起來。這件作品充分地表達了艾利斯對於疏遠或錯置的兩者進行和解的探索。

在倫敦創作的〈守衛〉有著類似的表現形式，錄像中的六十四位皇家守衛從不同的街道進入倫敦，彼此碰面後便一起行進，直到全部的守衛聚集在一起。透過這件作品，艾利斯欲傳達個體在社會中尋找團體歸屬的傾向。這些在大城市創作的作品，皆帶有失聯、破碎、錯置的氛圍，同時也企圖克服這種分離感。

●嚴肅並詼諧
「法蘭西斯．艾利斯：欺騙的故事」呈現了艾利斯廣泛的創作範圍，他的作品不僅在媒材上多變，在形式上從簡單到複雜，在規模上也從一人獨立完成到數百人合作完成。在充滿詩性及寓意的手法下，對於嚴肅社會與政治議題的探討也帶了些許詼諧。而身為比利時藝術家，艾利斯十分清楚自己在拉丁美洲的「局外人」身分，或許在創作上也更加強了作品的疏離感。「法蘭西斯．艾利斯：欺騙的故事」展至8月1日。


（原文刊載於《藝術家》雜誌435期2011年8月號）

窗戶內外的世界——紐約大都會美術館「有景觀的房間：19世紀之窗景」

羅比（Martinus Rørbye）　藝術家的窗外景觀　1825　油彩畫布　38×30cm　哥本哈根國家美術館藏 　

1805年至1806年，德國畫家菲特烈（Caspar David Friedrich）畫了兩件從自己位於德勒斯登的工作室窗戶向外遙望易北河的石墨素描作品，他的畫面處理方式，讓「窗戶」此一主題成為連結近物及遠景的媒介，同時也傳遞了一種遙不可及的美感，呼應了德國浪漫主義詩人諾伐里斯（Novalis）所寫的：「所有事物在一定的距離之外都成為詩歌：遙遠的山脈、遙遠的人們、遙遠的事件：全都變得浪漫。」當時其他的畫家也紛紛被窗戶的象徵意象吸引，窗戶因此成為19世紀初歐洲北方浪漫主義的盛行主題。

紐約大都會美術館自4月初至7月4日推出特展「有景觀的房間：19世紀之窗景」，從菲特烈到1840年代晚期的門采爾（Adolph Menzel），共展出約四十位德國、丹麥、法國及俄羅斯畫家的作品，包括卅一件油畫及廿五件紙上作品。為了這個展覽，策展人芮瓦德（Sabine Rewald）跑遍歐美多個美術館商借作品，她稱自己商借作品的過程為「請求之旅」，可見集合這些作品的困難度，她表示聖彼得堡也有數件符合展覽主題的作品，可惜俄羅斯的政策使作品無法出借。

●具有窗戶的空間
展覽分為四個展廳。首先於「有人物的房間」呈現的作品，大部分創作於德勒斯登及哥本哈根，它們反映了拿破崙戰爭期間人們簡樸的生活。此時也正是丹麥繪畫的黃金時期，畫家們特別頌揚家庭生活及家人團聚。雖然德國和丹麥人民的日常生活受到戰爭的影響，但是在展出的作品中卻看不到沉重或陰鬱，畫家們似乎以田園詩般的平靜來對抗外在世界的混亂。這些畫作呈現了19世紀的屋內裝潢及擺設，也描繪了一般人民的日常活動，然而窗戶的存在，使得光線成為真正的主角，與室內的幽暗比較起來，窗外的明亮似乎帶著浪漫的希望。展廳正中央展示著菲特烈著名的〈窗邊的女人〉，她望向窗外的背影，散發著浪漫主義的遙想美感。與這件作品比較起來，人物在其他許多的作品中僅佔有畫面的一小部分，而敞開的窗戶則提供了表現另一種空間的可能，如丹麥畫家巴倫曾（Emilius Bærentzen）的〈家庭圈〉及法國畫家德羅林（Martin Drolling）的〈有聖厄斯塔斯景觀的室內〉，都透過窗戶呈現與室內完全不同的建築景致。

顧名思義，接下來的展廳「藝術家工作室」呈現了畫家的工作空間。其實這樣的主題在17世紀荷蘭繪畫就已經非常普遍，不過，19世紀浪漫主義的這一波繪畫，表現出與之前十分不同的氛圍，而關鍵元素之一就是窗戶。在17世紀的繪畫中，窗戶常縮在畫面的一個角落，僅是提供光源的配件，並沒有景色的描繪。到了19世紀，無論畫面中是否有人物，窗戶的構圖多與畫布平行，並且可以看到窗外的景色。以法國畫家科尼埃（Léon Cogniet）的〈藝術家在他的羅馬梅迪奇別墅的房間〉為例，畫作中敞開的窗戶有如一塊小畫布，形成「畫中畫」的效果。有趣的是這個展區畫作也透露出當時畫家的作畫傳統，大部分作品中的窗戶下半部，大多都被一塊布或板子遮著，之所以如此，是因為當時畫家所受到的訓練是要控制光源，僅以上方照下來的光線作畫。畫家們也互相畫下在工作室作畫的情景，如德國畫家克爾斯汀（Georg Friedrich Kersting）就在〈菲特烈於他的工作室〉描繪了他所景仰的前輩。

第三個展廳展出的是素描等紙上作品，前述的兩件菲特烈作品便含括於此。不同於其他展廳色彩對比明顯的作品，此處的畫作呈現較為溫和的色調，窗外的景色也多為筆觸較輕的細緻線條。在德國畫家胡麥爾（Johann Erdmann Hummel）的〈起居室〉中，窗外的建築僅由簡單的幾何圖形構成。而法國畫家米謝隆（Achille-Etna Michallon）的〈羅馬聖蓋塔諾亭英格爾的工作室望向梅迪奇別墅及聖三堂的景觀〉則把窗戶拉近蓋滿大部分的畫面，呈現了幾個距離層次，包括室內窗台上的物件、近處的樹枝，以及遠處的樹木與建築。

最後一個展廳是「開啟的窗戶及空房間」，少了人物的點綴，畫面似乎顯得更為寧靜了。對於畫家來說，窗戶主題的迷人之處就在於它的視覺效果，風景放在窗框之內能夠呈現出完全不同的感覺，而窗戶的形狀呼應了畫布的形狀，「畫中畫」的效果又更加強烈。在這些作品中，有些畫家描繪了窗外的實景，如丹麥畫家羅比（Martinus Rørbye）於〈藝術家的窗外景觀〉中描繪了從工作室望向哥本哈根港口的景色；有些則創作了自己想像的風景，如挪威畫家達爾（Johan Christian Dahl）的〈皮爾尼茲宮一景〉，將遙遠的皮爾尼茲宮放在工作室的窗外。幾件門采爾的作品則展現了各種光線效果，包括不同時間及窗簾遮蓋度的明暗，他當時僅把它們當做實驗性作品，從未對外公開，而這批作品在他去世後才被發現。

●生活心境的寫照
窗戶提供畫家們想像的空間，無論是浪漫或寫實，這一類別的作品皆偏向景致的描繪，而不同於較早的敘事性繪畫。觀眾也可能注意到，展場中的作品尺寸都不甚大，芮瓦德解釋道：「這些作品並不是為了宮廷而畫的，而是畫家們自己收藏或是畫給其他住在空間較小的公寓的人們畫的，因此少有大尺寸作品。」或許正因為如此，畫作描繪的景象也更接近當時生活及心境的寫照。


（原文刊載於《藝術家》雜誌432期2011年5月號）

藝術、情感與鄉愁——費城美術館展出「窗外的巴黎：馬克．夏卡爾與他的圈子」

夏卡爾　窗外的巴黎　1913　油彩畫布　135.8x141.4cm

今年費城國際藝術節的主題城市為1911至1920年的巴黎，4月一連串的藝文活動，讓費城充滿了濃濃的巴黎味，而其中打頭陣的，便是3月初於費城美術館開幕的特展「窗外的巴黎：馬克．夏卡爾與他的圈子」。這個展覽以大約四十件繪畫及雕塑，呈現夏卡爾於1910年至1920年間的作品，以及同時期在巴黎的藝術家的作品，透過這些繪畫及雕塑，傳達出當時巴黎藝文圈的氛圍。

●刺激與創作
20世紀初期，巴黎成為世界的文化中心，其自由、現代的風氣吸引了眾多藝術家、音樂家、作家、舞蹈家等藝文工作者前往發展，而夏卡爾便是其中之一。1911年，猶太裔的夏卡爾從他生長的俄國搬遷至法國，居住在巴黎南邊的蒙帕納斯區，在這個充滿藝術家、畫廊、咖啡廳的區域，夏卡爾創作了好些代表作，例如〈三點半（詩人）〉描繪的是時常於早晨造訪夏卡爾工作室、喝咖啡的俄國詩人麥金（Mazin），詩人上下顛倒的頭，很可能是猶太用語「轉動的頭」的視覺表現，象徵暈眩或理智與瘋狂交界的狀態，就有如半夜三點半寫作靈感源源不絕的情況。此時，對夏卡爾影響最大的，是法國畫家德洛涅（Robert Delaunay），不管是色彩或構圖都透露出兩者的相似性，就如〈窗外的巴黎〉這件作品，靈感來自德洛涅的一系列巴黎鐵塔作品，不過在夏卡爾的作品中，巴黎鐵塔縮小到僅佔有畫面的一部分，其他的空間則由貓、上下顛倒的火車、以降落傘從天降下的人、倒下的男女等圖樣填滿，這些如夢般的元素常取自於夏卡爾的回憶或想像，為作品增添謎樣般的氛圍。很顯然地，夏卡爾受到了當時正發展盛行的立體主義的影響，然而，他不僅僅學習立體主義的畫法，更結合了俄國的藝術及本身家庭的猶太背景，創造出屬於自己的風格。

到達巴黎不久後，夏卡爾搬入一棟被稱為「蜂巢」（La Ruche）的三層樓建築，這棟建築的名稱來自於其圓柱形的外觀架構及如蜂窩般的內部格局，以樓梯為中心，一百四十間擁有大片窗戶的工作室向外放射，建築者、法國雕刻家布欣（Alfred Boucher）以便宜的價錢出租給藝術家，夏卡爾便租下三樓的一間工作室，在此住了三年。當時，「蜂巢」已居住了許多從東歐到巴黎的藝術家，如勒澤、莫迪利亞尼、利普西茲、蘇丁（Chaim Soutine）、奇斯林（Moise Kisling）、柴金（Ossip Zadkine）……等，他們從故鄉嚴格的學院訓練中解放，在巴黎經驗活躍的藝術交流及眾多的展覽機會。如同夏卡爾，他們許多也都是猶太裔藝術家，在此體會到社會對於宗教的開放態度，遠離了家鄉對於他們的宗教及種族迫害。在這樣的環境下，夏卡爾的創作受到更多刺激，〈給我的未婚妻〉採用「美女與野獸」的原型主題，融合了神話的牛頭人身角色及基督教聖母受孕的意象，讓作品充滿不同的解讀方式。

夏卡爾搬遷至巴黎的前兩年，由達吉里夫（Sergei Diaghilev）創辦的俄羅斯芭蕾歌劇製作公司「俄羅斯芭蕾」讓巴黎陷入瘋狂，他們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結合了現代音樂、舞蹈及舞台和服裝設計，讓演出充滿了異國情調，把觀眾帶入想像、熱情及美的世界，同時也促使各個領域前衛藝術的實驗性合作。夏卡爾自然沒有在這股風潮中缺席，從他鮮明的色彩及奇異的主題便可看出其所受到的影響，他也曾參與芭蕾舞劇「納西瑟斯」的道具設計。

1914年夏天，在柏林的一次個展穩固了夏卡爾身為前衛藝術家的國際地位。出席展覽開幕後，他決定回到俄國一小段時間，然而當他在故鄉維台普斯克與家人相處時，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使他沒辦法回到巴黎。夏卡爾此時的繪畫帶有許多自己文化背景的象徵，〈維台普斯克上方〉中，一位年老乞丐飄遊在城鎮上方，讓一句形容乞丐的猶太俗語充滿了夢境般的意象。1915年，夏卡爾與貝拉結婚後搬至聖彼得堡，並在一處軍事辦公室擔任櫃台人員，以避免被徵召入俄國軍隊。於此同時，他所積極參與的聖彼得堡猶太藝術推廣協會委託他創作一系列大型壁畫，以猶太節慶為主題，繪畫在城內主要猶太會堂旁的中學牆上。因此，夏卡爾白天在辦公室工作，晚上則繪製壁畫草稿。可惜的是1917年爆發的俄國革命讓這些壁畫從未實際執行，不過，小型草稿仍展現夏卡爾的獨特風格，他融合了在巴黎接觸的立體主義及適合學童的童畫風格，同時喚起他在維台普斯克成長的童年。〈普珥節〉描繪了歡慶猶太人從波斯大臣哈曼的手中被解救出來的節日，畫中人物展現了互贈食物及甜點的慶祝方式，而紅色背景則傳達了夏卡爾對於此節日的濃厚感情。

1918年，夏卡爾於俄國出版了第一本個人畫冊《馬克．夏卡爾的藝術》，並接下維台普斯克省的藝術部長，成立了維台普斯克人民藝術學校，邀請多位現代藝術家共同任教。然而，隔年俄國的「至上主義」藝術流派興起，視抽象繪畫為最高尚的藝術，夏卡爾的具象畫風被認為老派、不創新，他對於現代藝術的走向與同事的理念不合，被迫於1920年辭職，此時的〈喔，天〉沒有向來歡樂的色彩，而以黑白為主要色調，充分表現了他當時失望的心情。接下來的兩年，夏卡爾在莫斯科從事劇場繪畫及道具設計。1923年，他在朋友的勸告下回到巴黎，並立刻受到一位畫商的委託，為俄國作家果戈里（Nikolai Gogol ）的小說《死靈魂》最新版配上版畫插圖，同時，他開始進行1960年出版的自傳《我的生涯》的版畫插圖。由於版畫對於述說個人、文學及聖經故事的適切性，自此開始，成為夏卡爾生涯的一大部分。

1925年，法國藝評家瓦爾諾（André Warnod）創造了「巴黎學派」一詞形容一群從外國來到巴黎的藝術家，他認為巴黎是「應許之地，是畫家及雕塑家的祝福之地」，相對於當時普遍認為外來藝術家威脅到法國傳統的概念，瓦爾諾強調他們對於法國文化及現代藝術所帶來的貢獻。1928年，威尼斯雙年展規畫了一間巴黎學派展廳，夏卡爾及其同儕所表現的多變風格獲得了高度讚美。〈飲水槽〉呈現一位女人努力不讓飲水槽翻倒，而一隻豬卻在一旁給予狡詐的眼神。如此幽默的動物主題是夏卡爾1920年代的典型作品，其濃厚的色彩效果及柔和的線條形狀也是此時的繪畫特色，在整體創作上更呈現了對於俄國革命前濃濃的鄉愁。

1930年代，瓦爾諾對於巴黎學派的支持受到打擊，當時歐洲的反猶太主義及反外國人情結逐漸興起，最終導致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猶太人大屠殺。猶太籍藝術家紛紛受到影響，馬克思．賈克柏（Max Jacob）及柯根（Moïse Kogan）被送入集中營、馬庫西（Louis Marcoussis）及蘇丁於躲避納粹時重病身亡，而奇斯林、利普西茲、柴金及夏卡爾則逃到美國避難。夏卡爾也於日後藉由文字紀念他的猶太藝術家朋友們。移居美國後，夏卡爾仍持續創作。1943年的〈夜裡〉是他以回憶描繪自己與貝拉在維台普斯克新婚的夜晚，畫作中的故鄉天空，飄著一頭牛及一盞燈，這些元素是他們兩人共同的回憶，而整體畫面傳遞的感覺，就好像他們居住在自己的世界中一般。

●心繫巴黎
夏卡爾在其漫長的一生中居住遊覽過許多地方，但巴黎始終是他的最愛，他在這裡奠定了自己的風格基礎，即使受到戰爭影響而搬遷至其他國家，他總是回到巴黎，這是他認為自己藝術的誕生地，也是他汲取靈感的城市。

（原文刊載於《藝術家》雜誌431期2011年4月號）

見證半世紀璀璨藝術史——佩斯畫廊推出五十週年紀念大展

佩斯畫廊57街的展場，陳列了包括傑克梅第、畢卡索、蒙德利安等現代藝術經典作品。

今年秋季，紐約畫廊圈的大事之一，便是佩斯畫廊邁入了半百之年。半個世紀以來，佩斯畫廊推出了將近七百項展覽，創下了不少作品成交價紀錄，與許多藝術家建立了良好的關係，也因此在藝術界建立了響亮的名聲。為了慶祝畫廊成立五十週年，佩斯畫廊推出特展「佩斯畫廊五十年」，回顧畫廊歷史。其中許多特別自博物館商借的作品，都見證了佩斯畫廊與藝術家一同走過的美術史道路。

開幕當晚，雀兒喜區湧入了大批人潮，包括藝術家、收藏家、策展人及美術館館長等，人們耳熟能詳的藝術家查克．克羅斯（Chuck Close）、辛蒂．雪曼（Cindy Sherman）、約翰．張伯倫（John Chamberlain）、克利斯．歐登伯格（Claes Oldenberg）等人均在出席之列，而佩斯畫廊創辦人亞諾．葛林契（Arne Glimcher）則在畫廊的一角對賓客微笑寒暄。

「佩斯畫廊五十年」由葛林契花了兩年的時間策展，每個細節都經過他的親自審核，而展品皆為過去五十年間於佩斯畫廊展出或售出的作品。為了本次展覽，佩斯向各大美術館及私人藏家商借經典作品，展出的大約一百七十五件作品，依照年代及風格，分別展示於其位於紐約的四個空間。

●博物館名作回娘家
佩斯畫廊於1960年成立於波士頓，1963年在紐約中城區開始了另一個空間。1968年，佩斯關閉了位於波士頓的空間，並遷移到位於中城區的目前的畫廊總部。本次展覽，此空間將焦點放在重現過去的經典展覽，在每一件展品的標籤上，除了列出藝術家及作品基本資料外，也列出其參與的展覽及展出年代，而展場的空間區隔及作品擺放方式，可謂數個經典展覽的縮小版。

一出電梯、踏入畫廊，迎面而來的是傑克梅第的銅雕作品〈行走者〉（1961），右手邊則有數件〈威尼斯女人〉（1956），以及一件掛在牆上的畫作。佩斯畫廊成立初期便藏有傑克梅第的作品，當時普遍來說，藏家們對於他的作品並沒有很大的興趣，葛林契則想辦法大力推展，後來，芝加哥藝術學院以5萬3千美金收購了〈行走者〉，這個價錢自然無法與今日傑克梅第的作品相比，但卻是提高其知名度的一次收購，最近一件同樣模型的作品於拍賣會上以高達1億400萬美金拍出。數件〈威尼斯女人〉則是於2005年佩斯畫廊推出的「傑克梅第的女人」一展中受到不同的機構藏購，今年是它們首次全部再回到紐約展出。

另一個重現的經典展覽，是1981年的「畢卡索：亞維儂畫作」，這是葛林契所認為佩斯推出最重要的展覽之一。卅年前並沒有太多人在意畢卡索晚期的作品，而佩斯是第一個以畢卡索晚期作品為主軸推出展覽的畫廊，也因此引起藝評家對於畢卡索晚期的興趣。1982年的「畢卡索的雕刻」一展也在重現之列，兩個部分加起來，總共有十一件畢卡索的作品展出。

佩斯畫廊擅長的展覽形式之一，是將兩位藝術家的作品共同比照展出，如1991年的「杜庫寧／杜布菲：女人」、1997年的「波那／羅斯柯：色與光」，以及同年的「蒙德里安／來因哈特：影響與類同」，在這次展覽中，每位藝術家都有幾件代表作品展出，而杜布菲無疑是葛林契最喜愛的藝術家之一，展場中共有大約十五件以各種媒材創作的杜布菲作品。

●美國戰後藝術發展的見證
位於雀兒喜區25街的空間，呈現的是佩斯多年以來與普普藝術及抽象表現主義的深厚關係。傑斯帕．瓊斯的〈三面國旗〉（1958）可謂此空間最重要的展品，1980年，佩斯畫廊以100萬美金將這件作品賣出，創下了在世藝術家的作品成交價最高紀錄，這個改變了當代藝術市場的事件登上了《紐約時報》的封面，也標示出佩斯畫廊在畫廊界的地位。〈三面國旗〉的交易過程也值得一提，當時，一位德國買家表示了高度的興趣，但是葛林契深感這件作品應該留在美國，或更精確地說，應該進入惠特尼美術館的館藏，因此他與當時的美術館董事長李奧那多．蘭黛見面，兩人籌到了100萬美金讓作品進入惠特尼的館藏，自此之後，〈三面國旗〉便成為惠特尼的鎮館之寶，就連這次要借回佩斯展出，都動員了許多董事的幫助才得以實現。

這個展場的重要作品，尚有勞生柏的〈抹掉的杜庫寧繪畫〉（1953，舊金山現代美術館藏）、安迪．沃荷的絹印版畫〈瑪莉蓮夢露〉（1962，泰德美術館藏）、來因哈特的〈抽象繪畫〉（1960-6，古根漢美術館藏）、歐登伯格的〈巨大的培根、生菜、蕃茄三明治〉（1963，惠特尼美術館藏）、帕洛克的〈19號〉（1951，私人藏）……等。

欣賞了展出作品後，進入畫廊後方，則可藉由各種文件及檔案一窺佩斯畫廊的歷史。展廳中央的兩座人體模型各套著由杜布菲及路卡斯．薩馬拉斯（Lucas Samaras）設計的長袍，這是當初佩斯畫廊推出兩位藝術家的展覽時，藝術家設計給葛林契的妻子於開幕酒會時穿著的服飾。多幅重要的展覽海報，掛在牆的較高處，而自佩斯畫廊成立以來的大事紀，則以時間線軸的方式環繞整個展廳呈現。時間線軸下方的展示櫃，則陳列了對應的文件紀錄，例如照片、信件、邀請函、隨手素描……等，其中包括了葛林契與路易．妮霍森（Louise Nevelson）討論布展情況的信件、朱立安．施納貝爾（Julian Schnabel）送給葛林契的素描，甚至有一封妮霍森於1973年寄給亞道夫．戈特立普（Adolph Gottlieb）的信件，遊說他加入佩斯畫廊的代理之列：「亞諾認為你是最偉大的藝術家之一，因此希望能有榮幸展出你的作品。」又寫道：「若我不認為這是一個好的決定，就不會寫這封信給你了。」葛林契長期與藝術家建立的關係，於這些零碎的紀錄中表露無疑。自畫廊成立以來，如此的文件已有數千件，而本次選取其中的一小部分展出，幾乎都是首次公開呈現，由於許多為私人物件，因此展出之前，葛林契一一取得了藝術家或他們家人的同意。


●與藝術家一同披荊斬棘
至於雀兒喜區22街的空間，則展出低限主義及後現代主義作品。水牛城阿布萊特—諾克斯美術館出借的薩馬拉斯〈鏡房〉（1966）該是這個展場最引人注目的作品了，這間全由鏡面裝置而成的房間及其中的一套桌椅，是薩馬拉斯當年在佩斯畫廊個展的展品，也是佩斯最早的大型裝置作品，由藝術家與畫廊合作裝置完成。奇奇．史密斯的雕塑作品、蜷伏的女性身軀〈莉莉絲〉（1994）則爬在牆上，由於佩斯畫廊代理奇奇的父親東尼．史密斯的作品非常多年，因此奇奇很小的時候，葛林契就認識她了，於東尼．史密斯生命最後在醫院的那個星期，葛林契也陪著奇奇坐在病床邊，而正式代理她的作品，是從1990年代中期開始的。查克．克羅斯的肖像作品〈芬妮／指畫〉（1985）描繪了他的妻子的祖母。克羅斯回憶在1970年代想要找新的代理畫廊時，他與葛林契在畫廊見面，「經過了兩個小時的討論，我滿腦子暈旋地走出來。我想，這個人最知道我在做什麼，他似乎對於未來有最好的計畫，而且他也對於我的創作充滿熱情。你真得要在一個想要你的地方，而我就感覺到他真得要我。此外，我感覺對於那些他正考慮代理的藝術家，他希望我能給予意見，而事實上也正是如此。」

其他低限主義及後現代主義藝術家的作品，如索爾．勒維特（Sol LeWitt）、丹．弗拉文（Dan Flavin）、大衛．霍克尼（David Hockney）、羅柏．艾文（Robert Irwin）、張洹等藝術家的作品，也在展場中呈現。

●當代新空間的成立
於五十週年之際，佩斯畫廊也成立了在紐約的第四個空間。這間同樣位於雀兒喜區25街的最新空間，擁有從天花板到地板的透明窗戶，因此從外面就可窺見畫廊內部的展品，而本次特展中，這個空間展出的是當代藝術作品。

一進門，看到的是提姆．霍金森（Tim Hawkinson）的〈雪爾帕〉（2008）——一台由各種不同的羽毛組合而成的摩托車；右手邊則是弗來德．威爾森（Fred Wilson）的〈伊果之鏡〉（2009）。其餘重要作品，包括查克．克羅斯的〈張洹I〉（2008）、張曉剛的〈同志〉（2006）、羅柏．惠特曼（Robert Whitman）的雷射裝置〈紅色直線〉、杉本博司的蠟像攝影〈亨利八世與其六位妻子〉（1999）……等。

五十年是一個不小的數字，這些年間自然有許多值得回顧的歷史。目前佩斯畫廊總共代理大約六十位藝術家，從「佩斯畫廊五十年」的展品，以及葛林契與藝術家的回憶故事，確實可以感受到畫廊與藝術家之間建立的良好關係。雖然佩斯畫廊在過去的半個世紀有許多驚人的交易成果，但對於葛林契來說，靠藝術品賺錢從來不是他的主要想法，他說道：「在藝術界最美好的時光就是1960年代，因為那時候，藝術並不是一種商業。」又說：「大家認為擁有畫廊是致富之道，我從沒想過自己會在藝術界致富，我只想要在藝術中生活，我想跟藝術家一起生活，我想呈現美麗的展覽。」或許也就是這種態度，讓他可以成功地經營起這間頂尖的畫廊。

（原文刊載於《藝術收藏＋設計》雜誌38期2010年11月號）

抽象表現主義在紐約——紐約現代美術館推出回顧大展

「紐約抽象表現藝術家」展場一景，此為展示羅斯柯作品的展廳。

六十多年前，世界正值戰後的殘破與不穩，人們對於現代文明產生了疑問，也對於諸多殘暴行為進行反思。此時的美國興起，紐約漸漸成為世界的藝術文化中心，而其中的一群藝術家秉持著藝術需要新的開端的理念，開創了前所未有的藝術風格。這群後來被稱為抽象表現主義者的藝術家，各以獨自的方式追求具有獨特性的語彙，從繁複的潑畫，到最簡單的單色線條，實在很難以某種形式將他們概括而論。然而，總的來說，抽象表現主義藝術家大多採用以顏料布滿整個畫面的原則，並屏除傳統繪畫以單一焦點向外擴散的概念，將重點平均分布，致使觀者的視線必須來回游移於整個畫面。此外，他們在作品尺寸上也大大增加，意味著這波新潮流的來勢洶洶，由於當時的畫廊或美術館空間仍習慣於展出傳統較小尺寸的作品，因此抽象表現藝術家等於是以畫筆畫布向這些權威機構宣示，並導致畫廊及美術館紛紛改建，以符合這些新的作品的所需空間。從最初的少數一群藝術家，抽象表現主義運動在廿年間快速擴大，衝擊了整個藝術界，作品紛紛進入畫廊、拍賣會及美術館。

而與這波藝術潮流關係最密切的美術館，自然是紐約現代美術館了，它就位於整個運動的中心城市，展示並收藏這些藝術家的作品，如今於美術館的收藏中，大約有兩百件可被歸類為抽象表現主義的繪畫或雕刻，若再加上素描、版畫、攝影等作品，則數量多達將近千件。自10月初起，美術館推出「紐約抽象表現藝術家」大展，從館藏中精選出大約兩百五十件作品，從一般人耳熟能詳的大藝術家，到比較不出名但也在整個圖景中不可或缺的藝術家，追溯抽象表現主義自1940年代的開端至1960年代的成熟階段，展區涵蓋美術館的整層四樓及二、三樓的幾個展廳，可謂有史以來最大的抽象表現主義回顧展。

●個人風格的崛起
名氣最大的抽象表現藝術家，大概非帕洛克（Jackson Pollock）莫屬了。一走進主展覽「紐約抽象表現藝術家：大圖景」展廳，迎面而來的便是其作品〈女狼〉（1943）。當時的帕洛克與許多同儕一樣，探索原始或神話主題，而這件作品指涉的，便是神話中養育設立羅馬市的雙胞胎兄弟的狼。此作於創作該年在帕洛克的首度個展展出，紐約現代美術館於隔年收藏此作，成為第一件進入美術館收藏的帕洛克作品。

1947年起，帕洛克開始採用將顏料以線條、潑濺或滴流在平置於地板上的畫布的方式創作，顏料的色彩及黏質性、藝術家的位置，以及他的作畫速度，皆影響了作品最終的樣貌，這樣的作品在當時極度激進，就連帕洛克本身都曾在完成某件新作品後，問他的妻子克拉絲娜（Lee Krasner）：「這是繪畫嗎？」展場中的〈五噚深〉是其最早的滴流畫之一，除了顏料以外，帕洛克也使用了菸頭、指甲、圖釘、鈕扣、硬幣及鑰匙等物件，雖然它們大多被顏料覆蓋，但仍為作品帶來稠密、堅硬的感受。隔年，帕洛克開始以編號取代作品名稱，其妻日後解釋：「數字是中性的，它們讓觀者專注在繪畫本身——純粹的繪畫。」〈1：31號，1950〉是帕洛克最巔峰且尺寸最大的滴流畫之一，畫面上的色彩與線條充滿了動態，在視覺上似乎向外跳出本身已經很大型的作品尺寸了。就如同其他的滴流畫作，這件作品也是平置於地板上完成的，帕洛克曾說道：「在地板上我比較能放鬆，感覺更靠近、更成為作品的一部分，因為可以繞著作品走動，從四個方向作畫，甚至實際身在作品當中。」

與帕洛克的繁複恰恰相反的，是單色調的紐曼（Barnett Newman）。〈單一，一號〉（1948）是紐曼自認的突破性作品，雖然尺寸不大，但這是他首度呈現以一束垂直線條（他日後稱其為「拉鍊」）將單色背景分為兩半的繪畫結構，也成為他最著名的代表形式。〈人類，英雄與崇高〉（1950-1）覆蓋了整座牆面，在創作之初，這樣的尺寸就是為了產生壓倒性的感覺，當其首次在畫廊展出時，紐曼在牆上貼了一張紙條：「一般來說，觀者大多傾向從一定的距離之外觀看大型作品，但這個展覽中的大型作品，是要從很近的距離觀看的。」他相信抽象繪畫所具有的精神潛力，當觀眾靠近觀看時，確實有種進入另一個精神層面的感覺。而相對於這件作品，隔壁牆上的〈狂野〉只有不到5公分寬，紐曼將「拉鍊」從整個繪畫結構中抽離出來，賦予其自足的特性，懸掛在牆上時，看起來像是雕塑，又像將整個牆面轉化為畫布而從中劃過的線條。紐曼的作品將藝術家的手跡減到最低，顏料在畫布上均勻分布的程度，讓色彩好像從畫布中散發出來似的。他曾說：「我希望我的繪畫能夠帶給人們它所帶給我的衝擊，也就是自我完整、自我隔離、自我獨立的感覺，但同時也感覺到與其他人的連結。」

同樣不著痕跡、讓色彩在畫布上平均分布的，是來因哈特（Ad Reinhardt）後期的作品。從1940年代密密麻麻的色彩，到1950年代較為疏散、色系相當的色塊，再到1960年代的「黑色」系列，來因哈特的作品愈來愈純粹。對他來說，藝術的唯一標準就是「單一並細緻、正確並純粹、抽象並短暫」，他在有限的畫布範圍內，探索無盡的可能。在非常仔細地注視著〈抽象繪畫〉（1963）的情況下，才會發現畫面上有三種不同的黑色，分別帶著一點紅色、藍色及綠色。他解釋：「有老舊的黑色與新鮮的黑色，帶光澤的黑色與黯淡的黑色，陽光下的黑色與陰影中的黑色。」這樣的色彩表現，沒有任何的象徵意義，只是單純的視覺感受。當一系列黑色作品於1963年在紐約現代美術館展出時，這樣單調的色彩震驚了觀眾，甚至有一位觀眾退出會員以示抗議。

另一位以色塊創作出名的藝術家，便是羅斯柯（Mark Rothko）。八件羅斯柯於十四年間創作的作品，覆蓋了一整間展廳的牆面。較早的〈1號（無題）〉（1948）以各種不規則色塊填滿畫布，羅斯柯自此開始探索空間、色彩及尺寸的關係，而漸漸演化成他接下來的標誌風格。於兩年後創作的〈10號〉，羅斯柯將畫面水平分配為藍、黃、白三個主要色塊，而色彩於交界處淡淡地彼此融合。這件作品是第一件進入紐約現代美術館收藏的羅斯柯作品，就如同來因哈特的作品一般，羅斯柯的〈10號〉也受到負面的批評，當時的一位美術館董事就為此辭職抗議。到了1957年，羅斯柯不再使用早期明亮的顏色，而採用陰暗的色彩以產生一種具有深度的氛圍，〈16號（紅、棕、黑）〉（1958）便是這樣的例子。羅斯柯曾對朋友說道：「時常，夜晚來到之時，空氣中帶有一種神祕、脅迫、沮喪的感覺——它們同時存在著。我希望我的繪畫擁有那種時刻的特性。」

1950年代，當集體的抽象表現語彙漸漸形成之時，也有藝術家回到較為具象的形式。杜庫寧（Willem de Kooning）於1940年代創作抽象繪畫時，便曾說道：「即使是抽象形狀也需要有一種樣貌。」1950年代初，他回到早期常描繪的主題「女人」。他花了許多時間完成〈女人，1〉（1950-2），畫中的人物龐大，並擁有脅迫性的巨大眼睛，而杜庫寧大辣辣的筆觸、厚重的顏料，以及似乎滿出畫面的色彩，使得整件作品充滿緊繃與侵略性，同時也體現出他所說過的「肉體是發明油彩的原因」。

另一位在抽象創作中仍帶有形象的藝術家，是日後被認為是抽象表現藝術家的「教父」的高基（Arshile Gorky）。雖然高基的作品從未完全抽象，但卻有許多抽象表現藝術家是他的追隨者，杜庫寧便是其中之一，高基去世後，紐約《藝術新聞》提道他的作品受到杜庫寧的影響，杜庫寧看到後很生氣地寫信給編輯，堅持應該是他受到高基的影響。展場中的幾件作品，皆展現其帶有超現實主義又帶有抽象表現主義的繪畫風格。

除了上述大名鼎鼎的藝術家們，展覽中也呈現許多一般人較不熟悉的藝術家，如戈特立普（Adolph Gottleib）、湯姆林（Bradley Walker Tomlin）及克拉絲娜等人，將楔形文字般的圖象放入繪畫中；又如史提勒（Clyfford Still）及克萊因（Franz Kline）等人以粗大的筆觸暗指美國地景；再如史密斯（David Smith）及內佛森（Louise Nevelson）等人以雕刻呈現同樣的精神。而同時期的攝影及文件，則讓觀眾能更寬廣地檢視這個時期的藝術視景。

在主要展覽「 紐約抽象表現藝術家：大圖景 」之外，副展覽「想法非理論：藝術家與俱樂部」、「剪刀、石頭、布」、「抽象表現主義與電影」，以及「普普藝術」都各從不同的角度呈現這個紐約的藝術黃金時期。

●原作的不可取代性
就如同19世紀以巴黎為中心的印象主義，20世紀以紐約為中心的抽象表現主義為藝術帶來新的突破，對日後的影響甚巨。在當時大眾傳播、普普文化及複製圖象盛行的年代，藝術原作的獨特性似乎降低了許多，抽象表現主義則正好相反，在追求速食文化的時代中，它們是相對來說步調較慢的作品，或許是筆觸的關係，又或許是尺寸的關係，若要完全經驗這些作品，觀者必須站在原作面前，專心地、細細地品味，方能感受它們帶來的衝擊，而本次紐約現代美術館的展覽正提供了這樣的機會。美術館館長羅瑞（Glenn D. Lowry）於開幕時說道：「每間展廳都述說著一件故事，每位你認為已經很熟悉的藝術家，都可以帶來完全的驚喜。」策展人特姆金（Ann Temkin）則表示：「在策展的過程中，了解到若要成就一個偉大的藝術時期，不僅需要幾個特別的天才，也需要一群有共同想法的藝術家，以及一個他們可以聚集在一起、互相切磋競爭的地點。」

「紐約抽象表現藝術家」大展展至明年4月25日，展覽期間進行的多項活動及講座，則提供了更多該時期的背景及作品介紹。

（原文刊載於《藝術家》雜誌426期2010年11月號）

色彩與構圖的碰撞協調——紐約現代美術館推出馬諦斯大展

圖：馬諦斯　摩洛哥人　油彩畫布　181.3×279.4cm　1915-6　紐約現代美術館藏

提道馬諦斯（Henri Matisse, 1869-1954），一般人腦中立刻可以浮現其大膽、鮮明的用色。他開創了野獸派風格，並在野獸派逐漸式微之時，仍堅持自己的創作路線。在其漫長的繪畫生涯當中，1913年至1917年可謂最具有革命性的時期之一，在巴黎的這五年間，他不但有豐富的作品產出，在風格上也別具實驗性與開創性。紐約現代美術館7月底至10月11日推出的「馬諦斯：徹底的發明，1913-1917」，以一百餘件繪畫、素描、雕塑及版畫作品檢視這位藝術家的創作進程，以及他自己所稱「現代建構的方式」的革命性實驗。

●不斷重新修正的作品
展覽的一開始，以馬諦斯於1907年至1912年之間的作品做為鋪陳。馬諦斯廿二歲時的老師摩洛（Gustave Moreau）要求學生至羅浮宮摹仿大師作品，其中，塞尚對於馬諦斯有顯著的影響。這個時期，馬諦斯也創作了他至此時最大型的銅雕，四件銅雕作品〈背部〉展現了極具張力的肌肉，而接下來的廿餘年間，他也不時地回到這個主題。1910年的秋季沙龍，馬諦斯的作品受到抨擊，之後，他花了兩年到西班牙及摩洛哥旅遊，摩爾式建築啟發了他的空間建構與用色。

1913年從摩洛哥回到巴黎後，馬諦斯的畫風有了顯著的轉變。原本把焦點都放在色彩的他，開始注重畫面的形式結構，漸漸地，結構超越了色彩的重要性，〈藍窗〉是此時的代表作品之一。1914年，馬諦斯創作了大量的作品，而幾乎每件作品都以不同的視覺結構完成，也可說是對於當時立體主義的回應。〈室內金魚〉以他的工作室為場景，魚缸、家具及植物的位置都經過多次的修改，底下的層次都微微透出，〈金魚與調色盤〉是這件作品的再簡化。〈坐高腳凳的女人〉有著塞尚及立體主義的簡單幾何圖形與明顯的輪廓線，〈聖母院一景〉則描繪了從馬諦斯工作室向外望的聖母院，多次修改結構後，馬諦斯以藍色顏料覆蓋整個畫面，但下層的構圖仍清晰可見。〈依凡．蘭絲伯格肖像〉可謂這一年馬諦斯最驚人的作品，它經過多次的塗抹、切刻與重畫，最後再刮出從人物身上外散的線條，回應其頭髮、手臂與身體的曲線。

1914年後半至1915年底，由於一次大戰的爆發，使得馬諦斯的創作斷斷續續。1915年，他把學生時期在羅浮宮摹仿的黑姆（Jan Davidsz. de Heem）的作品拿出來修改，完成〈來自黑姆的〈點心〉的靜物〉，他表示，自己在結構上「加上從那時以來所有我看到的，並使用現代建構的方式。」這極有可能指的是立體主義。這個時期，馬諦斯也投入許多精力在版畫，主題主要是他的工作室與日常生活，特別是他的家人及朋友。在版畫上的形式、工具及技術，對於他日後的簡單色彩及構圖都極具影響。

1916年，馬諦斯完成了〈摩洛哥人〉，事實上，他在四年前就開始這件作品的創作，幾年間，他三度加大作品的尺寸，最後，黑色成為底調，同時連結又分隔作品的三個區塊——左上方的圓頂建築、左下方的甜瓜、樹葉與舖過的路面，以及右方的人物。馬諦斯以層層的顏料建構畫面，而底層的痕跡也可看出他不停重新思考與調整熟悉的主題。於此同時，馬諦斯也更多以顏料覆蓋的方式修正原本的構圖，而非試著把舊構圖刮掉。〈窗〉這件作品中，白色顏料描繪強烈的光線從窗戶射進房間，土耳其藍融合了牆壁與地板，把有深度的空間拉成一個平面。

另一件表現光線的作品，是描繪馬諦斯的大兒子皮耶的作品〈鋼琴課〉，窗戶的綠色區塊及皮耶臉上的色塊，都代表著光線造成的效果，也暗示了特定的時間。起初，他以較自然的手法呈現畫面，之後卻簡化原本的構圖，以色塊來建構畫面。〈奧古斯特．佩勒林肖像（二）〉是巴黎商人及收藏家佩勒林所委託的作品，第一件色彩較豐富的肖像被佩勒林以「太大膽」為理由退回，因此馬諦斯在另一塊較大的畫布上重新繪畫，雖然這件作品也經過多次修改，但暗色的背景隱藏了原本的構圖，而人物周圍的刻線也讓佩勒林的身形不至於融入背景當中。

〈河邊浴者〉是本次展覽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它在多年間經過了幾次的修改，也因此可以從中一窺風格的轉變。馬諦斯最早於1909年創作這件作品時，希望以跳舞的沐浴者來呈現和諧的色彩、阿拉伯式的圖樣及扁平的設計，以一種神話般的主題來喚起平靜的氛圍。1913年，他重新修改作品的結構及色彩，此時的畫面看起來幾乎是單一色調。及至1916年到1917年，馬諦斯把作品轉變為垂直的線條區塊，以及框限在幾何結構內放大並抽象的人物，中間的黑色區塊將畫面分成兩半，一邊充滿了鮮綠的植物，而另一邊則呈現真空般的背景。最後，馬諦斯稍微刮掉作品最左邊的顏料，以展現下方的層次。

●漸趨重要的構圖
總結來說，馬諦斯在這五年間的作品，較之前的作品更具抽象性，時常省略細節的描繪，幾何圖形佔有更重的地位，並且藍色與灰色常是主要色調，而這個時期，也是他的創作風格大幅改變的時期。「馬諦斯：徹底的發明，1913-1917」對此做了詳細的檢視，展品的質與量俱佳，使展覽甫開幕便吸引大批人潮前去觀看。

（原文刊載於《藝術家》雜誌424期2010年9月號）

沼澤中的畫家—— 伯齊菲爾德回顧展於惠特尼美術館展出

圖：查爾斯．伯齊菲爾德　日與石　水彩粉彩畫紙　101.6×142.2cm　1918-50　阿布萊特—諾克斯美術館藏

身為一位藝術家，我喜歡想像自己身在一處難以形容的沼澤中，獨自地，膝蓋以下都陷入泥沼，畫下我在那裡看到的充滿生命力的美，以自己的方式，絲毫不顧傳統，或其他人的意見。——查爾斯．伯齊菲爾德，1938年2月8日。

查爾斯．伯齊菲爾德（Charles Burchfield, 1893-1967）以其水彩風景畫聞名，是20世紀不可忽視的美國畫家。紐約現代美術館於1930年為他舉辦的個展，是該館成立以來的第一個藝術家個展，1936年，《生活》雜誌在〈伯齊菲爾德的美國〉一文中，稱他為美國最偉大的十位畫家之一，其重要性可見一斑。紐約惠特尼美術館目前展出的「沼澤中的熱流：查爾斯．伯齊菲爾德的繪畫」，即以一百餘件作品及筆記，依照年代順序回顧這位藝術家豐富的創作，展品借自各大美術館及私人收藏，涵蓋水彩、素描、油畫、設計及日記等，是廿多年來，最大型的伯齊菲爾德回顧展。

●展現獨特的表現風格
伯齊菲爾德出生並成長於俄亥俄州，1912年至1916年，進入克里夫蘭藝術學校就讀，也是他這一生主要接受的學院訓練。1921年，伯齊菲爾德搬到紐約州水牛城居住，受雇於當地的一家壁紙公司擔任設計，隔年結婚，與妻子育有五位兒女。1929年，紐約市的Frank K. M. Rehn畫廊開始代理伯齊菲爾德的作品，因此，他得以辭掉工作而全心投入創作。直到七十六歲去世為止，他都沒有搬離紐約上州的市郊，而此地的風景也成為他主要的繪畫靈感來源。

許多人將伯齊菲爾德的作品歸類為「幻像藝術」（visionary art），也就是創作內容超越物質世界，而從最深層的自我，描繪意識層面或以此為基礎的景象，例如精神或神祕主題的融入。確實，雖然伯齊菲爾德的畫作幾乎都是風景畫，但是觀者很難看出繪畫的確切地點，他的描繪主題包括他家的花園、從窗戶向外看的景象、叢林、深谷等，然而在描繪景象的同時，他透過加入非常具有表現性的光線及線條，反映自己對於自然的獨特認識及眼光。伯齊菲爾德在他的筆記中曾表示，希望自己描繪出古早時期人類的意識形態，也就是在自然的景致及力量中看到神祇及靈魂。在他所處的年代，如此的畫風可謂大大偏離主流。

伯齊菲爾德的繪畫大致可分為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1930年之前，當時他的繪畫充滿了極度的表現風格，其中，1917年是他自稱的「黃金時期」，他創作了大量的作品，其中許多也成為日後繪畫的基礎。第二個時期是1930年代及1940年代初期，他受到委託，在美國的幾個鐵道及礦坑作畫，此時的伯齊菲爾德將畫風轉向寫實，他開始描繪小鎮上的房舍，以及工廠或工業景象，這批大尺寸水彩畫擁有油畫一般的結實性，他也因此以描繪美國地景的真實而聞名。然而到了1940年代中期，伯齊菲爾德又回到了起初的表現風格，但也融合了第二個時期發展的技巧，創作了大尺寸的、如幻覺般的自然景色，這些作品擁有扭曲旋轉的筆觸、強烈的色彩及誇張的形式，他也時常在早期的繪畫周圍黏上新的紙張，擴大原畫的尺寸及繁複性。對他而言，還是充滿表現風格的大自然作品最能夠把他的創意推向極至。

至於伯齊菲爾德的設計，也如同繪畫一般以自然環境為基礎，他同時也受到日本木刻、中國傳統繪畫及英國插畫家亞舍．拉克漢（Arthur Rackham）的影響。

●從物質及心靈層面檢視
本次的展名「沼澤中的熱流」取自於伯齊菲爾德的一幅水彩畫的名稱。伯齊菲爾德熱愛沼澤與溼地，熱愛大自然的一切，他曾說：「在繪畫中展現一朵蒲公英的燦爛，與展現一座高山或一場暴風雨的壯觀同樣困難。」事實上，在年輕時期，他曾在成為藝術家或自然書寫家之間難以抉擇。有趣的，是他喜歡實際站在沼澤中作畫，感受昆蟲、雨水及植物的漸漸腐爛，因此，這個展名可謂貼切地捕捉了他的熱情。

惠特尼美術館的展覽，以1930年在紐約現代美術館的個展「查爾斯．伯齊菲爾德 ：早期水彩畫，1916至1918」為起頭，從當年展出的廿七件作品中精選了大約半數的作品，此外，也展出了一些素描作品，例如一本被命名為「抽象思想的傳統」的1917年素描本，便出現了表示人類情感的半抽象形狀，而這些形狀也出現在他多年後的繪畫當中。接下來的展廳，有著伯齊菲爾德設計的一款向日葵壁紙布滿牆面，展廳中的作品，除了許多設計草圖外，也掛著他傾向寫實主義時期的作品。最後一區，則展出伯齊菲爾德後期的表現風格作品，這裡的畫作普遍來說尺寸比較大，其中的幾件作品，可以清楚看到他加黏在周圍的畫紙，重新修改他年輕時期的作品。整個展覽，以1950年代及1960年代的大型水彩作品，以及伯齊菲爾德自青少年時期至1967年心臟病發去世為止所寫下的日記做為結尾，這些豐富的日記展現了他不斷地自我反省探索的習慣，也記錄了他的創作歷程。

伯齊菲爾德的朋友畫家愛德華．霍伯（Edward Hopper）曾寫道：「伯齊菲爾德的作品很顯然並非立基在藝術上，而是立基在生命上，一個他認識並熱愛的生命。」本次的展覽透過作品及文件，從物質與心理層面呈現伯齊菲爾德的繪畫生涯。到達惠特尼美術館展出之前，此展已於洛杉磯的漢莫藝術中心及水牛城的伯齊菲爾德—潘尼藝術中心展出，一路下來，獲得不少好評，也再度建立了伯齊菲爾德在美國藝術史上的重要性。此展於惠特尼美術館展至10月17日。

（原文刊載於《藝術家》雜誌424期2010年9月號）

艾金斯〈葛羅斯臨診〉於費城美術館展出

圖：湯馬斯．艾金斯　葛羅斯臨診　油彩畫布　243.8×198.1 cm　1875　費城美術館藏

費城美術館近日推出特展「修復過的艾金斯傑作：重新觀看〈葛羅斯臨診〉」，將這件作品展現在觀眾眼前，並從其創作、受到的評論、歷年來的畫面折損，以及近兩年費城美術館及賓州藝術學院共同進行的修復工作都做一呈現，同時也展出艾金斯的其他作品。

〈葛羅斯臨診〉是湯馬斯．艾金斯（Thomas Eakins, 1844-1916）最著名的作品，也是19世紀美國繪畫史最重要的作品之一。艾金斯是美國寫實畫家、雕刻家、攝影家及教育家，他的繪畫對象多是其家鄉費城的人物，包括家人、朋友，以及藝術界、科學界或醫學界的重要人物。〈葛羅斯臨診〉描繪的便是當時費城著名的手術醫師葛羅斯，畫中的葛羅斯七十歲，穿著黑色西裝，正對著傑佛遜醫學院的學生進行臨床講課。除了繪畫技巧外，這件作品在醫學史上也有極大的重要性。一方面，它翔實地記錄了19世紀後期醫學院的臨床上課情景；另一方面，它也強調了手術的醫治性。在此之前，人們多把手術與截肢聯想在一起，而這件作品是以葛羅斯醫治一位年輕人的骨髓炎的手術為基礎所繪畫的。但也因為作品的大膽與真實，以至於初次公開時受到的評論褒貶參半，原本艾金斯希望此作可以參與隔年費城世界博覽會的展出，卻被委員會拒絕。

同時展出的〈阿格紐臨診〉則是艾金斯於十四年後繪畫的另一件臨床上課情景。此畫作是受賓州大學學生委託，做為阿格紐自賓州大學教職退休的紀念。相對於〈葛羅斯臨診〉裡穿西裝的醫師們，〈阿格紐臨診〉裡的醫師都穿著白袍，反映出這十四年間手術衛生的大幅進步。這件作品也是艾金斯寫實繪畫的代表作，除了病人以外，其中每個人物的身分都可辨識出來。然而，由於作品描繪的是一位全裸、進行乳房切除手術的女性病人受到一群男性的觀察，因此，一開始受到的抨擊也不亞於〈葛羅斯臨診〉，幾次申請參展都被拒。

「修復過的艾金斯傑作：重新觀看〈葛羅斯臨診〉」展至明年1月9日，之後，〈葛羅斯臨診〉這件作品將移至賓州藝術學院參與特展「解剖／學院」的展出，探索費城藝術與醫學社群的互動，展期自明年1月29日至4月17日。

（原文刊載於《藝術家》雜誌424期2010年9月號）

畢卡索影響下的巴黎藝術圈——費城美術館推出「畢卡索與巴黎前衛藝術」大展

圖說：「畢卡索與巴黎前衛藝術」展場一景，此為模擬1912年巴黎秋季沙龍展展場的「沙龍立體主義」展區。

提道20世紀最重要的藝術家，畢卡索（1881-1973）必然是其中之一。擁有大量20世紀藝術收藏的費城美術館，2月底至4月25日推出「畢卡索與巴黎前衛藝術」大展，匯集了館藏及美國私人藏家的收藏，檢視畢卡索於1905年至1945年在巴黎期間的豐沛創作，包括他在立體主義發展之初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以及1920至1930年代與超現實主義等藝術潮流之間的互動對話。因此，展覽雖以畢卡索為主軸，但他的作品僅佔了展品總數的四分之一，另有其他十餘位同時期歐美藝術家的作品，共同在展場中產生有趣的對照。

這個時期的巴黎，是思想潮流匯集之處，促成藝術上的各種實驗及創新。展覽中的兩百餘件繪畫、雕塑、版畫及素描，依照年代順序歸類排列，分為十一個區塊，展示出當年巴黎畫派的活力及豐富。

●以立體主義為主軸
走進展場，迎面而來的是畢卡索的〈拿調色盤的自畫像〉，時年廿五歲的畢卡索，並未在作品中描繪畫筆，間接地表明自己不需要靠畫筆就可以創造出強而有力的作品的自信。1904年春天，已在西班牙小有名氣的畢卡索決定定居巴黎，並很快地與其他的藝術家如勃拉克、葛里斯等建立起終生友誼及合作關係。在這個展區「畢卡索：巴黎早期」中，十一件1906至1908年的作品展示了初至巴黎的畢卡索的創作。〈頭頂麵包的女人〉是他「粉紅時期」的重要作品，作品描繪了西班牙農婦的強韌，背景的色調及輪廓令人聯想起西班牙史前時代的阿爾塔米拉洞窟繪畫，畢卡索顯然十分推崇這些對於野生動物的描繪，他曾說：「在阿爾塔米拉之後，一切都衰敗了。」費城美術館於1931年受贈獲得〈頭頂麵包的女人〉，它因而成為第一件館藏的畢卡索作品。同一時期，畢卡索參觀了民族博物館，初次認識非洲藝術，為他日後的創作帶來極深的影響，著名的〈亞維儂的少女〉即是代表作之一，本次展出的水彩習作是此作品的最後結構定調作品，首次呈現在觀眾眼前，備受重視。

立體主義可謂20世紀藝術史上的一大突破，「畢卡索與勃拉克：創始立體主義」展區中，十四件這兩位藝術家的作品，展示了立體主義創始初期的樣貌，畢卡索與勃拉克的密切合作使他們的作品看起來極為相像，甚至難以區分。立體主義並未完全棄絕傳統的人像及靜物描繪，不過卻以不同的邏輯將畫面轉化為獨立又交錯的平面及線條，從此時開始，繪畫不再只有一個固定的視點，物件被打平並分解，再以不同的角度呈現，打破了西方藝術自文藝復興以來由單一視點所主導的畫面結構，至此，畢卡索及勃拉克宣告成功的繪畫不再決定於與實物的相似度，而是對於現實的重新組構。畢卡索的〈男人與吉他〉於1912年的夏秋之際在法國南部完成，並於1925年參與了在巴黎舉辦的首次超現實主義大展，超現實主義詩人及領班布列頓（André Breton）極為推崇這種視覺上的模稜兩可；而勃拉克的〈靜物（報紙及檸檬）〉也帶有同樣的多層平面及白、灰、黃、棕的色調。

「拼貼及黏上的紙」展區呈現了隨著立體主義而出現的現代拼貼藝術。雖然畢卡索及勃拉克開啟了這種藝術表現方式，卻是葛里斯將其形式帶到更完整的境界，這三位藝術家在使用壁紙、報紙、樂譜及廣告等媒材，強調作品的三度空間及其人為特質，與傳統對於藝術的創新及純粹的概念背道而馳，同時，也透過使用日常生活的物件，模糊了藝術與現實的界線。重點展出作品包括畢卡索的〈一碗水果、小提琴及酒杯〉與葛里斯的〈靜物：桌子〉等。

立體主義的發展過程中，出現不同的形式變化，「分析性立體主義」指的是1908年至1912年這個期間，畢卡索與勃拉克將三度空間的物體分解，再重組於二度的平面上，試圖以多重視點更完整地呈現現實，而「綜合性立體主義」則是1912年至1914年間，藝術家以多種媒材及平面聚集創作出一種新的現實，並開始使用明亮的顏色，且以刷子在豐厚的溼顏料上刷出紋理。展覽中的「綜合性立體主義」展區呈現多件顏色豐富的作品，在〈窗前靜物〉這件作品中，葛里斯透過畫面元素的相互關係及顏色的改變，將窗戶內外的景象融合在同一平面上。

巴黎的藝術活力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吸引了眾多美國藝術家前往，而他們的社群中心即位於美國詩人葛楚德．史坦（Gertrude Stein）與哥哥里奧．史坦（Leo Stein）於住處所經營的沙龍，他們於1903年搬到巴黎，隔年買了第一件塞尚作品，之後又陸陸續續收藏了多位歐洲藝術家的作品，這批收藏很快地成為初至巴黎的美國藝術家認識歐洲現代藝術的管道，葛楚德也於之後與畢卡索成為朋友。此外，咖啡廳也成為美國藝術家、作家、導演等的聚集點。「美國人在巴黎」展區展示了十餘位美國藝術家的作品，包括派翠克．亨利．布魯斯（Patrick Henry Bruce）、馬克思．偉柏（Max Weber）、亞倫．道格拉斯（Aaron Douglas）……等。

走進「沙龍立體主義」展區，立刻可感受到與其他展區的不同，此區的牆壁被漆成紅色，展出畫做彼此間緊密地懸掛，而雕塑作品則有如建築元素般穿插在其中，如此的安排，是為了模擬1912年的秋季沙龍展。雖然畢卡索與勃拉克是立體主義的創始者，但由於他們的經營畫商康維勒（Daniel-Henry Kahnweiler）不准許他們將作品在兩個巴黎年度大展中展出，而僅能在他的畫廊中展示給他的客戶，因此，一般大眾最初接觸到的立體主義作品，其實是葛里斯、德洛涅、勒澤、畢卡比亞等藝術家的作品。梅金傑（Jean Metzinger）的〈午茶時間（拿湯匙的女人）〉於1911年的秋季沙龍首次曝光時，藝評家沙蒙（André Salmon）將其稱為「立體主義的蒙娜麗莎」，梅金傑雖應用立體主義的方式，不過卻堅持讓畫面中的人物在幾何架構中仍能夠被清楚地辨識出來。1912年的黃金分割沙龍中，葛里斯的〈咖啡廳內的男人〉是唯一實際以完美的數學比例來架構的作品，因此畫面充滿了系統性的格子及幾何圖形。而杜象的〈下樓梯的裸女（2號）〉也是首度在這個展覽中曝光，這件當年被批評看不到裸女的作品，卻因其呈現的動態感而在藝術史上佔有重要的一席。

承接之前的風格，立體主義藝術家們持續在色彩及形式上發揮。「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立體主義」展區中，勒澤的大尺寸作品〈城市〉可謂頌揚機械時代城市環境的代表作，此作於1920年巴黎獨立沙龍展展出時，得到很大的稱讚，勒澤以鮮明的色彩及抽象的形式表現城市中的鷹架、橋、鋼鐵架構、看板、商店……等，整體布局好似舞台布幕，中間的樓梯帶著觀者走進這個繁忙的大都會。畢卡索的〈三位音樂家〉則是他探索「綜合性立體主義」的極致，雖然此作為油畫作品，但畫面的結構有如他早期的拼貼作品一般，因此此作常被解釋為畢卡索對於年輕時代的懷想。作品中三位戴面具的音樂家，分別為畢卡索的朋友、穿著修士服的法國詩人馬克思．賈克柏（Max Jacob）、穿著白色服裝的法國詩人阿波里奈爾（Guillaume Apollinaire），以及穿著西班牙國旗紅黃兩色的小丑服裝的畢卡索。

而一次大戰後，藝術也掀起了一陣回歸傳統的風潮，畢卡索的詩人朋友考克多（Jean Cocteau）鼓吹回歸古典主題及早期歐洲繪畫的寫實，強調和諧、平靜及高貴。由於立體主義的破碎內涵並不符合當時受到戰爭摧殘的社會的口味，因此許多藝術家放棄了戰前大膽實驗的精神，前衛藝術家如畢卡索及勃拉克一方面對於政治上保守的風潮感到同情，另一方面也尋找本身現代主義作品與傳統藝術核心價值的連結。「回歸秩序」展區中，勃拉克的〈坐著的沐浴者〉雖以非傳統的形式呈現，卻透過人物的比例及身上的布料連結古典希臘羅馬藝術。

1924年，由布列頓帶領的一群藝術家在巴黎發起了超現實主義運動，這個新興的世代應用佛洛伊德的心理分析著作，探索夢境、禁忌及潛意識。雖然畢卡索從未正式加入布列頓的團體，但他的作品在這個時期與超現實主義者產生有趣的對話，「畢卡索與超現實主義」展區中便呈現了許多如此的作品，如〈女人的頭〉及米羅的〈男與女〉。

巴黎的文化、自由及現代化，自然吸引了眾多的藝術家移居此城，其中包括了許一批東歐藝術家，如夏卡爾、利普西茲（Jacques Lipchitz）、馬庫西（Louis Marcoussis）、奧洛芙（Chana Orloff）、蘇丁（Chaim Soutine）……等，這些藝術家大多為猶太裔，他們試著融合現代主義風格與本身故鄉文化的傳統。「東歐藝術家在巴黎」展區中，夏卡爾的〈三點半（詩人）〉一如他的其他許多作品一般，有著鮮明的色彩及喚起童年猶太傳統的元素，而形式上則受到立體主義的影響，以交錯的線條及平面形成菱鏡般的畫面結構。

最後一個展區「死亡與犧牲」則陳列了反映戰爭殘酷的作品，畢卡索創作了許多與西班牙內戰及二次世界大戰相關的作品，此時期最重要的雕塑之一〈人與羔羊〉喚起「好牧人」犧牲與救贖的主題。而利普西茲的雕塑〈祈禱〉則以一位老人進行獻祭儀式的影像，表達他對於納粹集中營的驚駭。這些作品都包含了藝術家們極大的痛苦，以及對於戰爭其間無辜犧牲者的關懷。

●難得的完整展出
除了兩百餘件作品之外，展覽也規畫了一個區域展出許多這個時期藝術家的照片，以及相關的文件。許多展品都極少出現在觀眾眼前，因此本次的展出可謂完整認識立體主義的難得機會，展覽的深度及廣度，讓觀眾對於20世紀前半的巴黎藝術景像有更深入的了解。

（原文刊載於《藝術家》雜誌419期2010年4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