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士頓馬拉松爆炸案後藝術界的回應

《波士頓》雜誌的5月號封面是對馬拉松爆炸案的回應

4月15日星期一下午2時45分左右，兩起爆炸發生於波士頓街頭，打破了原本美麗歡樂的下午，也中斷了一年一度的馬拉松盛事。

開始於1897年的波士頓馬拉松，是現今全世界歷史最悠久的馬拉松盛會，每年吸引了來自全球的參與者。想當然，周圍總是聚集了數不盡的觀看者，也因此成為人口密度極高的活動。

這件造成三人死亡、至少兩百人受傷的悲劇，在發生的那一刻，消息立即傳遍了美國各地。除了電視及網路的報導之外，親人、朋友也透過各種通訊方式傳送消息。而在一連串新聞媒體所播放的爆炸現場混亂畫面之中，最令人心痛的影像，莫過於一張張恐慌、不解的臉龐，以及一位位遭到炸彈波及的傷患。如此場景，不禁將十二年前發生於紐約的九一一事件拉回腦海之中。事發當下，沒有人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只知道趕緊逃命。在警方尚未調查出事件始末之前，人們也很自然地聯想到恐怖攻擊。

恐怖攻擊與否，或許還是其次。無論是國際組織的龐大計畫，或是兩兄弟的過份玩笑，這起事件都在波士頓留下了難以抹滅的創傷。若說其在整個美東留下陰影，似乎也不過分，至少在東北部，好像每個人都與波士頓有某種連結──或許曾經以波士頓為家，或許在波士頓有熟識的人，甚至或許有朋友參與了這次的馬拉松。在這樣的哀傷之中，藝術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藝術界又能如何回應？

●安慰、避難、平靜之處
最早做出回應的，是波士頓美術館及波士頓當代美術館。星期一事件發生，兩間美術館立即宣布隔天提供民眾免費參觀，而伊莎貝拉‧史都華‧嘉納美術館（Isabella Stewart Gardner Museum）也隨即跟進，於星期三免費開放。如此的做法，讓人想起九一一事件之後，一些位於紐約的美術館即做出同樣的決定，也實際達到撫慰人心的效果。「呈現美麗與安慰」、「提醒我們最平凡的事物組成並愉悅我們的生活，且透過藝術延續下來」是當時這些藝術品及美術館所獲得的回饋。本次波士頓美術館為了「在此痛苦時期尋找安緩之處的民眾」而開放，館長羅傑斯（Malcolm Rogers）表示：「我們希望成為安慰、避難及平靜之處，」也希望民眾了解「波士頓美術館持續是撫慰的空間，也是社群的場所，在這裡，藝術能超越悲痛。」星期二當天，約有兩千位民眾參觀了波士頓美術館。

紐約大都會美術館也做出實際行動。爆炸案發生數小時之內，館長康貝爾（Thomas P. Campbell）即聯絡波士頓美術館館長，建議出借館藏至波士頓展出。經過討論，大都會美術館選出三件繪畫──荷馬（Winslow Homer）的〈東北風〉（1895）、萊頓（Frederic, Lord Leighton）的〈眼淚〉（1894-1895），以及馬奈的〈莫內家庭在他們阿讓特依的花園〉（1874）。這三件作品反映了過去幾個星期以來，波士頓所經歷的情緒──從暴風雨帶來的混亂，到居民的傷痛，再到喜悅及將來更美好日子的承諾。雖然作品數量不多，但是從其中所帶有的含意，也足以顯示大都會美術館的用心。

波士頓美術館於五月的最後一個週末，也就是陣亡將士紀念日長週末，開始展出這三件大都會美術館的館藏。除此之外，在這個免費入館的長週末，美術館也展示了〈帶著愛獻給波士頓〉拼布作品。爆炸案發生之後，一位加拿大拼布藝術家發起活動，透過網路社群號召世界各地的拼布藝術家共同創作。超過一千七百片來自美國、加拿大、英國、愛爾蘭、法國、澳洲、日本、南非等地的方型布塊，如同旗幟一般懸掛在美術館大廳之中，每一片布塊皆傳遞了和平與希望的訊息，拼接起來更是如同集氣般帶著強大的安慰力量。參觀美術館的民眾也在這個週末以創作表達對於波士頓的愛，蓋滿了館內玻璃牆上的繪畫及圖像，共同形成拼貼作品〈波士頓我愛〉，其中許多都是由孩童完成的剪貼、繪畫。這個三天的週末假期，共有將近三萬名民眾進入波士頓美術館，平均一小時一千四百位民眾的數目，創下近五十年以來的紀錄，這樣的數字多多少少說明了美術館所提供的活動對於民眾的意義。

●鼓舞人心的圖像
掃過書店內的雜誌架，很難不注意到五月號的《波士頓》雜誌。由上百雙布鞋排成的愛心形狀佔滿了雜誌封面，中心寫著「我們將完成賽跑」。短短的幾個字，卻傳達了無限的決心。

《波士頓》雜誌社距離爆炸現場僅數個街區，事發當天，五月號雜誌已進入最後校稿階段，但編輯部意識到他們必須更換原本的封面，也必須以爆炸案相關文章取代其中一則專輯故事。在短暫的集思廣益後，美術編輯提出了新的封面構想，主編也隨即決定將參賽者的故事集合而成「我們所穿的鞋」專輯。於是，雜誌社透過網路社群及私下的聯絡，向參賽者暫借布鞋，同時對他們進行訪談。三天之後，這張以六十雙布鞋排出的愛心封面拍攝完成，專輯也順利產生。

主編事後表示，這張封面呈現了兩件事：堅持與團結。照片中的每雙鞋本身都平凡又微小，但集合起來，卻創造出美麗、強大又鼓舞人心的影像。這樣的概念不僅展現在圖像本身，甚至是圖像的完成過程，都動員了許多認識及不認識的人。雜誌出刊後，得到極大的迴響。《波士頓》雜誌社也決定印製海報，並將收入捐給政府設立給傷患家屬的「波士頓一基金」。

●藝術的治療力量
響應「波士頓一基金」的，自然也包括藝術家。日前有些藝術家發起捐贈作品義賣的活動，為傷患家屬募款。

藝術可以募款，然而，更值得提起的是藝術的療癒功能。如同美術館提供民眾一處親近藝術的空間一般，藝術團體也發起共同創作的活動。4月底在波士頓區域海灘的「為和平而畫」活動，目的即是幫助當地孩童面對爆炸案的悲劇。在這兩天內，許多孩童蹲跪在長100英呎的壁紙前方，以壓克力顏料作畫。組織團體表示：「孩子有很多話要說，但是很多都超越文字，只有圖畫才能表達。」對孩童是如此，對成年人或許也是。從九一一事件發生至今，影響依然清晰可見，許多藝術家曾經以作品直接或間接地反映這個事件，並透過創作過程處理情緒、治療傷痛。這次的馬拉松爆炸案，想必也會以類似的角色，潛入藝術家的創作之中。

波士頓馬拉松爆炸案之後，許多相關討論及議題也隨之而起。法律的、政策的、種族的、宗教的……等等，從不同的角度帶出不同的立場及看法，也往往帶出情緒性的爭論。在眾多紛雜的聲音之中，藝術可以不是沉默的，至少其安慰與治療的力量，能夠超越台面上的混亂，給予最基本的平靜與沉澱。


(原刊載於《藝術家》雜誌458期2013年7月號)

消失了，卻依舊存在 ——紐約現代美術館附館PS1「9月11日」特展

「9月11日」展場一隅，此為席格爾的〈公園長凳上的女人〉及海恩斯的〈無題〉。

兩架飛機撞上紐約世貿雙子星大樓的新聞畫面仍歷歷在目，轉眼間，十年已經過去了。「九一一事件」對於美國的影響之大，即使不在美國境內也能略為感受到，這幾年間，美國的政治、軍事、國家安全等政策都圍繞著這個事件而運作。而對於親身經歷此次災難的紐約民眾來說，「九一一事件」更是一段無法抹滅的共同記憶，也似乎滲透了每個人的想法及生活。於十週年之際，紐約各處充滿了紀念活動，許多博物館也紛紛推出相關的展覽。紐約現代美術館附館PS1推出的特展「9月11日」，便以一個「後九一一」的角度觀看過去五十年的藝術，展覽中的將近七十件作品大多是「九一一事件」之前的創作，但當它們在如此的主題及文本之下展出時，更可反映出這個攻擊事件如何改變了人們觀看及經驗世界的態度。

●直接與間接的聯想
提道「九一一事件」，最直接的聯想不外乎兩座高樓。凱茲（Alex Katz）的油彩作品〈10:00 AM〉（1994）在淺綠色的背景之上，隱隱約約看到兩道垂直的灰藍影像，就好像在霧中的兩座高樓及其倒影一般，若影若現的表現，產生一種虛幻及不穩定的感覺。擴大一些來說，整個紐約下城區也是「九一一事件」的直接聯想。皮爾森（John Pilson）的攝影作品「空位期」系列（1998-2000）是一張張紐約下城區辦公室生活的黑白照片。皮爾森當時在一家銀行做週末班及晚班，上班時間多為兩個忙碌時段的中空期，他的作品也因此記錄了少見的寧靜下城區。無論是辦公室內部，或是從窗戶向外望去的一片高樓大廈，這種過份的安靜呈現了一種生命被抽離的缺少感。傳達同樣訊息的，尚有曼德茲（Harold Mendez）的裝置作品〈當時比亂糟糟的生活還要好？〉及〈沒有任何事情能預防任何事情〉（2007-9）。這兩件作品在門的兩側，如同使用許久的公布欄般布滿了釘書針、釘痕及零星的碎紙片，只是上面一張海報也沒有，激起了強烈的缺少感。而馬塔—克拉克（Gordon Matta-Clark）的錄像〈城市銀光〉（1976）是從雙子星大樓拍攝的下城區景象，同樣的觀看角度已難以重新取得。

中央展廳展示著兩件力量強大的作品。席格爾（George Segal）的〈公園長凳上的女人〉（1998）為一銅雕作品，坐在長凳上的女人全身灰白，就好像被一層塵埃覆蓋著。如此的表現，讓人立刻想到攻擊事件當天，路上行人籠罩在破瓦殘礫中的景象。雖然作品中的女人平靜地坐在長凳上，但是卻給予觀者一種不安定的感覺，而她被擺放在展廳最前端的一塊拱形凹壁中，更引起祭壇般的聯想。前方的地板上，海恩斯（Roger Hiorns）的〈無題〉（2008）覆蓋著大半個展廳。初看這件作品，很容易想到與前一件作品類似的灰塵殘骸的連結，而在得知作品媒材為磨成粉狀的客機引擎後，似乎又多了一層聯想。兩件作品放在一起展出，彼此之間產生緊密的對話。

很顯然地，「九一一事件」激起了美國民眾的愛國主義，原本就四處飛揚的星條旗，更成了重要的愛國象徵，也似乎與自由、反恐等概念畫上等號。藍、白、紅三種顏色放在一起，自然而然產生國旗的聯想。克魯格（Barbara Kruger）的〈無題（問題）〉（1991）以白色文字取代國旗上的白色線條及星星，對於權威及權力提出質疑，這件在90年代探討愛國主義及美國價值的作品，放在恐怖攻擊的文本內，似乎也格外相合。對面牆上掛著特拉可（Rosemarie Trockel）的〈無題〉，由藍、白、紅線編織的一塊布料及垂在地上的三團線球，雖沒有明顯的圖樣，作品原意也非國旗，卻很自然地讓觀眾想到被拆解、混亂的星條旗。同一展廳的地板上，克里斯多（Christo）的〈紅包裹〉（1968）有如裹屍布一般，包裹隱藏著不知名的人物或物件。連帶著災難、犧牲者而來的，是祭壇的呈現。尼爾森（Mike Nelson）的裝置作品〈無題（聖壇）〉（2009）蒐集了來自世界不同地點的物件，連結了不同的文化，其中也包括美國與阿拉伯世界。而位於美術館外，距離兩個街區的一個街角上，擺放著許多圖片、蠟燭、花朵、布娃娃等物品，這是赫西宏（Thomas Hirschhorn）為紀念荷蘭畫家蒙德里安而創作的〈蒙德里安祭壇〉（1997），然而，於路邊擺放紀念物品的情景，正如「九一一事件」過後，在紐約街頭（特別是消防局前）出現的許多路邊祭壇一般，紀念著犧牲者及救災英雄。

布滿了一整個展廳的〈索引：暴亂、抗議、哀悼及紀念（2000年1月至2002年7月的報紙報導）〉（2003）可謂最清楚地表現了人們的投射心理。初走入展廳，看見牆上一張張的新聞照片，有遊行、有悼念、有人流淚、有人祈禱，聯想到「九一一事件」是再自然不過了。然而，事實上，這些照片是荷蘭藝術家羅依（Willem de Rooij）利用兩年半的時間蒐集了世界各地災難事件的新聞報紙，把其中的相片剪下、集合而成的，「九一一事件」只是其中的一個環節罷了。而展廳中間的板凳上，則擺放著一本索引書，每一張照片都可以找到對應的新聞文字。因此在閱讀索引之前，看到的是從文本中抽離的照片，而對照索引之後，才能了解每張照片的真實拍攝時間及主題。從這件作品看來，人們面對災難的反應其實很多時候是很相似的，只是每個人的經歷不同，看到照片後聯想到的或許會是不同的事件。

本次展覽中，唯一直接針對「九一一事件」回應的作品，是凱利（Ellsworth Kelly）的〈歸零地〉（2003）。雙子星大樓倒塌後，各方就不斷地討論這個區域的重建計畫，而凱利立即的想法，便是讓這裡成為一塊長滿綠草的土墩，雖然他當時沒有提出，但其他幾位藝術家及建築師也曾提出類似的想法。2003年8月，當他看到《紐約時報》刊出的一張歸零地空照圖時，興奮地以此照片為素材，貼上一塊不規則四邊形的綠色紙片，完成一件拼貼作品、簽了名，並寄給《紐約時報》的建築評論。這件看似簡單的作品，之所以擁有十分強大的效果，有幾項原因。首先，許多紐約人在處理這起攻擊事件帶來的創傷時，選擇在自己與事件之間築起某種距離或隔閡，而〈歸零地〉上的綠色紙片或其象徵的綠草土墩，很直接地覆蓋了這塊傷痛之地。其次，這件作品就好像死亡與重生的結合，一方面它有著如同墓地般的土墩，另一方面，又有著象徵生命延續的草地，凱利甚至提議種植不同的植物，土地的顏色也會隨著改變。而極簡的表現更是美國藝術史上重要的一塊，〈歸零地〉提供了強烈的視覺經驗，也呼應了凱利早些年前的創作。

●經驗投射的觀看
無論是位於現場或是透過新聞的播送，估計目睹「九一一事件」的人口超過了十億人，它或許是這個時代最熟悉的災難畫面了。而特展「9月11日」即突顯出人們確實不自覺地將自己的經歷投射在藝術觀看中。簡單來說，這個攻擊事件似乎在人們的腦海中揮之不去，以至於看到任何相關的影像，都可能聯想到這個事件，也因此是個十分主觀的體會。策展人依利（Peter Eleey）說道：「即使兩座大樓不在了，我們仍舊在各處看到它們實際或隱喻的存在。」這句話貼切地囊括了整個展覽。此展展至明年1月9日。



（原文刊載於《藝術家》雜誌439期2011年12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