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當代藝術看見傳統水墨美學 ——大都會美術館策展人何慕文談特展「水墨」

大都會美術館亞洲藝術部部長及策展人何慕文

紐約大都會美術館近日推出特展「水墨」，呈現這項古老的媒材及類別在當代藝術中的表現。精通中國古代藝術的亞洲藝術部部長及策展人何慕文（Maxwell K. Hearn） ，曾於台北故宮做過幾年研究，說著一口流利的中文。這次的「水墨」為當代藝術展，對他來說是一項新的嘗試及挑戰，卻也是「等不及要做」的展覽。在《藝術家》雜誌的專訪中，何慕文暢談對於本次特展的想法及期待。言談之間充滿了熱情，也提供了另一種觀看中國當代藝術的角度。

問：請談談策畫「水墨」的最初想法。

何慕文：數年前，我開始感覺到中國當代藝術之中，水墨這項類別在市場上並不突出。西方收藏家、甚至美術館可能了解政治波普，因為這類藝術在表現上非常西方。至於捲軸或掛畫等單純是水墨與紙的作品，則多多少少較難被理解。

雖然當時我認為美術館有收藏亞洲當代藝術的義務，但又覺得那是當代藝術部門的責任，而這樣的想法在這幾年間漸漸改變。我意識到，若沒有受過對於中國傳統藝術的訓練，就沒辦法察覺中國當代藝術隱含的細微意義或指涉。不了解中國傳統藝術的西方學者或評論家，時常在西方藝術中找尋對照，這沒有不對。然而，我希望這個展覽強調出這些當代作品是中國傳統藝術的自然延續。同時，我也希望吸引新的觀眾，讓他們知道當代藝術不只存在當代展廳。因此，本次展覽在亞洲展廳呈現，是我十分特意的決定。

2006年，我看到展望的不鏽鋼作品〈假山石〉，它簡直就是傳統文人畫中石頭的自然延續。我感到非常興奮，心想這件作品能夠帶來驚奇，或許會讓人們多看看傳統石頭，也或許多看看現代雕塑。當時收藏了這件作品，可謂本次展覽想法的開端。同年，我在藝術拍賣中看到邱世華的作品〈無題〉。這件作品乍看之下像是全白的畫布，仔細一看，淡淡的水墨就像濃霧瀰漫的地景，前方的河面反射著陽光，並有一排樹木。看著這件作品，我想到北宋畫家郭熙。我驚訝地想，這就是傳統的現代延續。於是，我開始看到愈來愈多連結，意識到傳統水墨、書法的精神一直傳承下來，也領悟到自己不能再忽略現當代藝術了。

問：這次的展出作品包含各類藝術媒材，請問「水墨」這項展覽名稱是如何決定的？

何慕文：最初，我選了「Ink Art」這項展名，因為我認為這個名詞代表了幾千年來整個文人畫及書法的傳統，也是我們的美術館處理的類別，我想這是個好記、響亮的展名。一直到很後來，我們決定要取個中文展名，於是我想到「水墨」。但是，「水墨畫」在中文裡面指向很特定的類別，例如張洹的作品雖然使用墨水，卻不能稱為「水墨畫」，所以當時遇到了這個問題。不過，我在作品的選擇範圍上也同時在擴大。許多作品雖未用到水墨，卻在構圖及概念上延續傳統的水墨畫，因此，展名「水墨」指的不只是媒材，也是整個概念的傳承。

問：可以多做解釋嗎？

何慕文：這個展覽分為四個子題——書寫的文字、新山水、抽象，以及筆墨之外。第一個部分展出了谷文達、徐冰、吳山專、王天德等等一群藝術家，他們在做的是什麼？他們將文字的語義功能和美學功能分開。或許因為簡體中文的使用，或許因為政治因素，使得文字的意義改變了。我意識到有些藝術家正在進行對於文字意義的反抗，他們或許不想創作任何表達符合或反對政黨傾向的藝術品，因此創作了無法閱讀的文字。你無法讀懂，所以你也無法查禁，這帶有強大的力量，也點出書寫文字的問題。

在「新山水」部分，楊泳梁的〈蜃市山水〉雖然是數位輸出作品，以都市攝影為素材，卻在構圖上緊緊仿效南宋趙黻的〈長江萬里圖〉。他重複使用相同的建築，就好像北宋范寬使用的皴法「雨點皴」，而他同時去掉所有的人物，讓畫面變得有點嚇人。這件作品讓我想到宋朝理想化的山水，真美，也把我對於山水畫的思考引向一個全新的方向——都市山水。都市山水就是現代山水。至於史國瑞的〈上海〉使用針孔攝影的方式，拍下上海的全景。有趣的是這裡一個人影也沒有，因為史國瑞讓底片曝光將近八小時，所以任何移動的人、車、船都消失了，幾乎成為一個超現實的地景。我初次看到這件作品就很喜歡，這是理想化的山水，右邊有高山，中間有河流流過。我又突然領悟到這是一件單色調作品，這是水墨畫嗎？這是另一種水墨畫。

另外，邢丹文的〈都市演繹〉是拍攝建築模型，最後，她把自己放入作品之中，成為其中僅有的真人。艾未未的攝影作品〈暫時的風景〉呈現了古老建築轉變成現代建築的地景，同樣不見人影。中國到處都是人，人一直都是地景的一部分。但這些作品呈現無人的狀態，我認為這非常重要。而邱黯雄的幾件錄像作品中，有直接引用中國山水畫的畫面，所以他參照傳統繪畫的意圖非常明顯，即使他的實際媒材不是紙墨。我再度在其中看到宋元山水畫，也不斷地發現，當代藝術仍含有某種程度的水墨。

接下來是「抽象」。從中國傳統繪畫來看，到了元朝趙孟頫、李衎之時，繪畫不只是呈現外在世界，而是反映畫家的心態，這種自我表達是一種抽象。我也看到許多使用書法技法創作抽象作品的藝術家。我在一場拍賣看到王冬齡的作品， 當時我並不知道這位藝術家 ，但覺得這真是很美的構圖。西方觀者可能會聯想到 法蘭茲．克蘭（Franz Kline）或羅柏．馬特韋爾（Robert Motherwell），但與他們不同的，是王冬齡是了解書法的人。一位美國藝術家布萊斯．馬頓（Brice Marden）受到中文國字影響很大，他在以色塊創作一段時間後，想以線條創作不帶意義的圖象。對他來說，中國書法提供了解答。他可以創作像書法一樣的線條塗鴉，看起來像文字，卻不是文字。這些都是以書法技法創作抽象繪畫，但是西方藝術家無法做出跟中國藝術家一樣的創作，因為他們沒有受過傳統書法的訓練。所以，或許有人認為王冬齡受到克蘭的影響，其實不見得。

除了平面作品以外，展覽中也包含立體作品，例如引發本次展覽想法的展望的〈假山石〉，又如張健君的〈假山石（幻園）〉、王晉的〈中國之夢〉等。我稱這部分為「筆墨之外」，這些作品並非以水墨為媒材，卻帶有水墨畫的美學，是文人美學的一部分。

問：本次的展出作品散布在常設展廳的古代文物之間，請問這樣安排的用意為何？

何慕文：我認為這是建立傳統與現代連結及對話的方式。楊詰蒼曾學習元朝壁畫，所以他非常喜歡把自己的作品放在14世紀壁畫旁邊展出的想法。艾未未的〈桌〉和〈椅子〉以清朝寺廟的木頭為媒材，所以我將作品放在明朝家具旁邊展出。我希望觀眾被挑戰，並且驚奇地說：「啊，我懂了！」這是藝術穿越時空的力量，也是我們身為一座百科全書式的美術館可以做到的。美術館不只是述說一個線性的歷史，也把不同時期的物件並列，彼此呼應。對我來說，這是現在收藏當代藝術最重要的目標之一。

問：你以前就對當代藝術有興趣嗎？還是本次策展的想法把你帶進當代藝術？

何慕文：主要是後者。如我之前提道，我的專長在14世紀前後，所以之前並不覺得需要研究當代藝術，但是這些作品開始對我說話，我看到這些藝術家都在不同的方式及程度上反映傳統。

問：所以你是在策畫的過程中，逐漸發現新的藝術家嗎？

何慕文：大部分是的。我參觀了許多展覽及收藏，從中選擇對我說話的作品。事實上，我並未與很多藝術家見面，因為藝術家大多會拿出最新的作品，但我對於他們的出發點比較有興趣。以徐冰的英文方塊字而言，他可能會覺得後期的方塊字作品比較好，但我想展出的是早期尚帶生疏的作品，我不希望作品太過圓滑。對於許多其他藝術家作品，也是同樣的想法。我想，展覽之中許多藝術家在西方都不是家喻戶曉的名字，不過這正呈現了中國有多少藝術家都從傳統水墨畫中得到靈感。相對地，或許有人認為我們把艾未未的作品放在展覽中，因為他的名氣大，可以吸引觀眾。事實上，這裡的作品都是符合展覽主題的。

我原本想到一些台灣藝術家，不過，後來決定不將台灣藝術家含括在展覽之內，因為台灣藝術家如劉國松等人都比中國早一步開始，屬於不同的故事。因此，我將範圍縮小到中國出生的藝術家，其中大部分也仍居住在中國。

我以前總認為自己處理已去世藝術家的作品就好，因為他們不會回嘴，但是我這次真得很享受與這群藝術家見面。我原本擔心藝術家們會希望自己的作品被放在當代展廳中，事實上，他們覺得在中國展廳展出，是很美的觀看這批作品的方式。我想，他們對於呈現本身中國人的身分也很感興趣。如何在中國人的身分和世界公民的身分之間取得平衡？不容易。不過，我認為這樣的平衡點也正是他們的靈感來源。

問：籌備展覽的過程中，有沒有什麼特別困難之處？

何慕文：尺寸。我們的展廳原本都是為傳統中國繪畫設計的，但是當代藝術有許多大尺寸的畫作，因此為了這個展覽，我們拆下了一些展示櫃。另外，如張健君的〈假山石（幻園）〉有220公分高、700磅重，同時它的媒材又是矽膠，因此十分脆弱。為了把這件作品放在中庭的半涼亭中，我們費了好大的勁，不僅搭起一座平台把作品移過去，還拆掉了半涼亭的頂，簡直是一項大工程。所以可以說，困難大部分都是技術問題。

不過，大都會美術館最棒的地方，在於從來沒有人對我說：「你瘋了！難道不能把它放在別的地方嗎？這裡真得沒辦法放。」對於策展人來說，當美術館願意嘗試你從沒做過的事，實在是一項肯定，真了不起！因此，我在整個過程中收穫良多，有太多學習了。我感到自己真是有幸，能夠在這裡工作，並認識這些藝術家。

問：對於這個展覽，你有什麼期待？

何慕文：曾經在一次展覽中，有位中國記者訪問道：「西方觀眾無法閱讀中文，怎麼能夠欣賞書法？」於是，我把他帶到擺放在黃庭堅書法旁的王冬齡抽象作品前，問道：「你怎麼想？」西方觀眾了解行動繪畫、了解空間，我當時把抽象繪畫放入書法展覽當中，希望提供他們閱讀書法美學的管道。這次也一樣，當西方觀眾看到中國當代藝術，會習慣性地與西方藝術做比較，但我希望把觀眾的聯想帶到另一個層面。現當代藝術有許多觀看方式，既然我們有亞州藝術收藏，為何不換一個角度來看？

我也希望藉此機會吸引更多觀眾到亞洲展廳，讓他們在這裡遊走探索，思考傳統中國的有趣之處，並看到當代中國的複雜性與豐富性。特展「水墨」中的藝術家不只是模仿傳統水墨畫，而是在具有傳統知識之下，挑戰、延展、轉化、甚至顛覆傳統。中國傳統山水畫並非一成不變，它必須改變，這些藝術家就是極佳的表現。


(原刊載於《藝術家》雜誌466期2014年3月號)

周遭的不適與愉悅 ——紐約現代美術館展出歐登伯格早期作品

歐登伯格　糕點櫃I　1961-1962　52.7×76.5×37.3 cm　紐約現代美術館藏

提到歐登伯格（Claes Oldenburg），浮出腦海的想必是許多公共雕塑。無論是立於耶魯校園內的〈牽引車上（升起的）口紅〉、費城市政府前的〈曬衣夾〉、耶路撒冷以色列博物館外的〈蘋果核〉，以至於兩年前在費城賓州美術學院廣場立起的〈繪畫火炬〉，都是歐登伯格的知名作品，也都在完成之時獲得褒貶不一的評論。然而，歐登伯格事實上是以繪畫開始他的創作生涯的。1956年當他從芝加哥搬到紐約之時，原本希望以畫家的身分闖出名聲，卻在幾年後改變心意，決定走上雕塑創作之路。他當時想，只有前所未見的雕塑，才能顛覆那個時代的藝術。這樣的決定，帶出了20世紀最大膽又具爭議性的一群雕塑作品。

1960年可謂歐登伯格的創作轉捩點，那時的他，開始以日常生活的物件為創作主題，改變了雕塑領域的概念。今年夏季，紐約現代美術館推出「克勞斯．歐登伯格：街道與店面」及「克勞斯．歐登伯格：老鼠博物館與死光槍廂房」大展，以超過一百五十件作品，呈現歐登伯格初入普普藝術之時的創作。

●下東區的街景
將近六十年前，歐登伯格搬到許多藝術家居住的紐約下東區，也就是所謂的「東村」。這個區域充滿了來自各地的移民，給予混雜、髒亂的印象，是紐約上城區的居民不願意與其混唯一談的。歐登伯格卻在這樣的環境中找到創作的靈感，他說：「城市是非常值得享受的地景——如果你住在城市中，這更是完全必要。灰塵擁有深度及美感。」1960年，他使用從垃圾堆撿來的厚紙板、報紙、抹布、鋼絲等媒材，並配上牆壁塗鴉的顏料，創作第一個雕塑系列「街道」，其中包含了汽車、標示牌、流浪漢、街頭女孩、槍……等各種形象。透過撕、剪、揉等創作過程，這些作品反映了下東區的骯髒、貧窮景象，或許部分屬實，也或許部分屬於人們的刻板印象。在歐登伯格的創作及裝置之下，展示「街道」系列的空間儼然傳遞了下東區的街頭氛圍，雖然具有消沉的色調與氣氛，卻也帶著生動的描繪。對於這件作品，歐登伯格表示：「街道總有自己的生命，充滿了戲劇般的構圖。」

「街道」系列是歐登伯格創作的極大轉折，他說：「1958年，我仍在創作如馬奈一般的繪畫。同時，我也做了一些『變質』的東西。後來有一個展覽機會，我選擇了展出後者，自此，我就再也沒有畫畫了。」

●是藝術，也是店面
相較於「街道」系列的暗陳色調，「店面」系列有著明顯的不同。1961年，歐登伯格租下東村的一間店面，把整個空間轉化為向大眾開放的藝術裝置作品。這間名為「死光槍製造公司」的店面擺滿了以食物及服飾為主題的雕塑作品，包括漢堡、三明治、甜點、水果、汽水、襯衫、領帶、內衣等，大部分都是棉布塗上石膏，再以瓷漆上色，皺巴巴的表面及滴流的顏料製造出非高級品的效果，有些甚至到達令人皺眉的噁心感。這個空間不僅是藝術裝置，也是實際的店面。歐登伯格為每件物品標價——以藝術品的標準標價，每件物品都是販售品。雖然這個系列的作品都是食物或服飾，歐登伯格卻只把它們看作藝術品，他說：「這些物品的唯一功能就是單純的藝術，我首先做的，就是移除作品任何的功能性。有人問我為什麼要做漢堡，我回覆，這些不是漢堡，是藝術品！」

「店面」系列同樣展現了歐登伯格對於周遭環境的興趣，「食物和服飾都是日常生活物件，」他如此說道，「藝術和糕點都是令人愉悅的物品，如果把兩者放在一起，則成為雙倍的愉悅！」這個系列同時也預示了歐登伯格日後的大型雕塑創作。展場中的〈地板漢堡〉直徑將近215公分，〈地板冰淇淋蛋捲筒〉長超過345公分，而〈地板蛋糕〉則長超過290公分，三者的主要媒材都是填塞海綿橡膠的帆布。

●孩童般的收集僻
「街道」及「店面」呈現了歐登伯格1960年代初的創作，〈老鼠博物館〉及〈死光槍廂房〉則帶著觀眾到達1970年代。1972年，歐登伯格於德國卡塞爾文件展展出〈老鼠博物館〉。從高處往下望，〈老鼠博物館〉的外觀有如一隻黑色的老鼠，兩片大大的耳朵及一條尾巴尤其突顯老鼠的特徵。走進內部，狹小的走道兩旁玻璃櫃中，密密麻麻陳列了各種小物件。這三百八十五件陳列品，包括了五金用品、小型玩具、紀念商品、香菸等，多是引發歐登伯格創作靈感的物件，或是他的實驗性創作。雖然這些物件看起來十分隨機也似乎毫無規則，但歐登伯格說道：「我必須強調，我非常有選擇性。〈老鼠博物館〉裡的物品都是經過謹慎挑選及安排的。」如此的迷你博物館，透露了他的收集僻，也看出他對於日常生活物件的著迷。

〈老鼠博物館〉旁的〈死光槍廂房〉則有著手槍般的外型。不同於〈老鼠博物館〉包含了各式各樣的物品，這件1977年的作品則陳列了兩百五十八件「死光槍」樣品，其中有鮮豔的玩具槍，也有形狀如手槍的木頭或金屬現成物，只要外型符合典型手槍的形狀，就被收集至〈死光槍廂房〉內。這兩件作品，都模糊了日常物品及博物館展品的界線。

●日常物品與藝術
現年八十四歲的歐登伯格，是少數仍然在世並持續創作的普普藝術元老。當時的同好，如安迪．沃荷、李奇登斯坦、勞生柏、傑斯帕．瓊斯等藝術家，都開所謂高級藝術的玩笑，進而推捧美國商業文化的影像。那時是紐約藝術景象轉變的年代，抽象表現主義漸漸地衰微，許多藝術家開始進行跨領域的創作，如與舞者或導演合作，創作偶發藝術作品。歐登伯格也嘗試不同的創作方式，並使用非傳統的創作媒材。

無論是1960年代的「街道」及「店面」，或是1970年代的〈老鼠博物館〉及〈死光槍廂房〉，都展現出歐登伯格對於身邊事物的興趣，也模糊了高低藝術的界線。他表示：「我所有的作品，都是依著我與周遭環境的關係而創作的。」這些作品不僅反映了現實，也傳達了些許的童趣，觀眾則於此透過歐登伯格的眼睛看世界。


(原刊載於《藝術家》雜誌457期2013年6月號)

單色調的豐富 ——紐約古根漢美術館「畢卡索黑與白」大展

畢卡索　侍女（宮女，來自維拉斯奎茲）　1957　油彩畫布　194×260 cm　巴塞隆納畢卡索美術館藏

畢卡索曾對一位朋友解釋道：「色彩使力量減弱，這在我的作品中並不是必要元素。我使用的是構造這項語言。在我的某件繪畫中有一個紅點，並不表示那是作品中的必要成份，即使沒有那個紅點，繪畫一樣是完成的。你可以拿掉那個紅點，繪畫仍然存在。」如此的陳述，正是紐約古根漢美術館「畢卡索黑與白」大展的出發方向。將近一百廿件從1904年至1971年的繪畫及雕塑，充分地呈現畢卡索一生的創作軌跡。從這些單色調作品中，不僅能看到畢卡索創作的筆跡及過程，更由於許多作品借自私人收藏，鮮少公開展出，也因此更能貼近畢卡索較為私人的一面。

看慣了畢卡索的多彩作品，初聽到「黑與白」，或許不免懷疑展覽的豐富性。然而，事實上，布滿古根漢美術館環形坡道的作品，涵蓋了各個時期的風格，而這些單色調作品也因著其多樣的層次，顯得多變而深入。畢卡索畢生不斷創作單色調作品。展覽以一件藍色時期晚期的〈燙衣的女人〉揭開序幕。這個時期的畢卡索剛搬到巴黎，生活潦倒，因此作品多呈現黑暗的色調。這件作品強調了女人身體的線條，包括藍色在內的各種顏色似乎都從其中消失了，而這也是畢卡索創作的轉捩點之一。1926年完成的〈女帽工作室〉描繪的是畢卡索公寓對面的工作室，是他第一件完全以黑白創作的大型作品。他以立體主義的方式分析形體，不過這裡使用的不是充滿稜角的方形或三角形，而是圓滑的曲線構成的形態，反映出了另一個畢卡索創作的轉捩點。

1937年，畢卡索受到西班牙第二共和國的委託，創作一件能夠展示於該年巴黎世界博覽會國家館的作品，他於是開始繪畫了一系列〈格爾尼卡〉的習作，如展覽中的〈馬頭，格爾尼卡的習作〉。雖然畢卡索在報紙上看過格爾尼卡被摧毀的照片，不過他在創作作品時，並未直接指向這場屠殺，而是強調戰爭普遍帶來的痛苦及恐懼。在〈格爾尼卡〉展出之後，畢卡索又創作了一系列描繪哭泣女人的作品。同年創作的〈母親與死亡的孩子II，格爾尼卡附筆〉呈現了無辜的人民在戰爭中受到的痛苦， 僵直的線條及黑白分明的色塊，更強調了這項悲劇與母親的痛苦。

1957年，畢卡索獨自在法國南邊創作，鮮少讓人參觀他的工作室。這段時間，他創作了五十八件大型作品，而其中的四十四件，很顯然是受到西班牙大師維拉斯奎茲的〈宮女〉所啟發。〈侍女（宮女，來自維拉斯奎茲）〉是其中最大型也最完整的一件，原畫中所有的人物及元素都存在，而黑、灰、白的色塊給予了作品不同的風味。

走完一趟展覽，令人驚訝的不僅是畢卡索一生中單色調作品的產量豐富，更是這些作品所傳達的力與美。畢卡索除去色彩，將焦點放在形狀、線條及結構上。然而，這些單色調的作品並沒有缺少什麼，反而更清楚地呈現畢卡索的創作。正如畢卡索的女兒瑪亞（Maya Widmaier-Picasso）所言：「在黑白作品中，總是、總是可以更容易地抓住更多的真實。」


(原刊載於《藝術家》雜誌454期2013年3月號)

對於無限的癡迷 ——惠特尼美術館「草間彌生」回顧展

惠特尼美術館特展「草間彌生」展場一隅

草間彌生曾說：「美國是真正養育我的國家，我欠這個國家。」確實，草間彌生於1958年到達紐約後，正式展開自由寬廣的創作之路，也逐漸成為紐約前衛藝術的重要成員之一。相對於六十多年的創作生涯，居住於紐約的十五年間看似短暫，不過這個階段的草間彌生嘗試了各種創作方式，許多她的標誌性風格也是在這個時期發展出來的。今年7月中至9月底，紐約惠特尼美術館的展覽「草間彌生」，與英國泰德現代美術館合作，回顧了草間彌生自1940年代至近期的創作，除了一大區塊的紐約創作之外，也包含了早期及近期在日本的作品，試著完整呈現她的創作廣度。

●家鄉的基礎
「草間彌生」回顧展以編年的方式呈現。首先看到的，是她早期在日本的繪畫。草間彌生自1948年開始學習傳統日本畫，不過，她對於傳統的教學方法感到受挫，也覺得日本畫有著戰時獨裁的連結，因此開始自學歐美藝術，特別對於前衛藝術感到興趣。這個時期的繪畫，有著許多象徵性的抽象符號，漂浮、混雜的畫面可以明顯看到戰後的影響。同時，草間彌生也多方嘗試不同的媒材，油彩、水彩、墨水、粉彩、蛋彩、壓克力彩、紙、帆布、麻袋等，都是她的實驗對象。1950年代中期的草間彌生，已經擁有一定的名氣，也在家鄉松本及東京舉辦過一些個展，但她卻毅然決然離開日本，認為日本「太小、太奴性、太封建，也對女性太輕視」。於是，1957年底，她到達美國西岸，並於半年後搬到紐約，為創作尋找更廣闊的世界。
●紐約的發展
或許是受到抽象表現主義的影響，初到紐約的草間彌生在繪畫風格上有很大的轉變，創作了一系列後來稱為「無限之網」的大尺寸畫作。遠看，這些畫作似乎是一片以白色顏料完全覆蓋的畫面；走進一看，才發現其實是單色調的網狀結構。它們有著暗灰色系的底調，其上以白色油彩重複性地繪出扇形線條。這樣的繪畫動作本身，即含有冥想性及某種無法停止的癡迷性，也讓她與低限主義及觀念藝術產生連結。 就在她的繪畫開始於歐美打出名氣之時，草間彌生轉變方向，開始創作雕塑作品。首批雕塑「累積」與之前「無限之網」的重複性有著異曲同工之妙，以無數的布料填塞突起物蓋滿家具、衣物等日常生活用品，傳達出一種超現實、夢境般的氛圍。這些突起物同時給予陽具的想像，因此草間彌生也稱它們為「性著迷」系列。「累積」最初於1962年在紐約的一個聯展中，與安迪．沃荷、歐登伯格、羅森奎斯特等人的作品一起展出，由於那是美國普普藝術發跡的重要展覽，草間彌生因此成為紐約前衛藝術的中心人物之一，她也與樓上鄰居唐納．賈德成為朋友，兩人日後並合作了一些作品。

1960年代可謂草間彌生創作最多元的時期，除了繪畫與雕塑，她也做了拼貼。早期的拼貼作品與「無限之網」及「累積」一樣，是同樣符號的不斷重複、增生，有時並運用之前作品的照片為媒材。到了1960年代中晚期，草間彌生開始在拼貼作品中加入自己的照片，例如在「自我遺忘」系列中創造一個布滿圓點、網子及重複圖樣的世界，而自己則成為這個藝術世界的中心。同樣的概念並發展成更多不同的創作，反映那個美國文化激變的年代。當時嬉皮文化興起，在毒品、性、生活態度等方面挑戰當時的社會常態，草間彌生很快地擁抱了這股新的運動，把這群花派嬉皮當做自己創作的觀眾及合作者。在行為作品〈身體節慶〉中，裸體的參與者在彼此身體畫上圓點。許多這類的作品都被記錄下來，而草間彌生便利用這些紀錄，以及她的繪畫及裝置的影像，創作了錄像〈草間的自我遺忘〉（1967）。在這件作品的開頭，草間彌生穿著圓點服裝，在紐約州的鄉下地方以圓點及樹葉貼在動物、植物及一位裸體男性身上，之後，則呈現身體彩繪及縱慾舞會的偶發藝術行為。由於草間彌生本身很仔細地收集了所有與她有關的報導、照片、海報、評論等文件，因此展覽中對於那些不再發生的行為藝術也能夠有很完整的呈現。

在白人男性主導的紐約藝術世界中，草間彌生極度意識到自己亞洲女性的身分，而她也將這樣的態度呈現在作品之中。行為紀錄〈行走作品〉（1966）中，草間彌生穿著粉紅花朵和服、長髮編著辮子、戴著粉紅花朵頭飾、撐著彩色花朵的傘，走在紐約街頭。她充滿異國風情的裝扮與空曠髒亂的紐約街頭形成強烈的對比，也產生一股格格不入的陌生感。

●回到家鄉
1973年，草間彌生返回日本。起初，她想把在紐約創作的裸體偶發行為藝術介紹到東京，但當時保守的社會並無法接受，因此，她又回到雕塑、繪畫、拼貼的創作。1977年，草間彌生的生理和心理狀況都不是很穩定，因此她自願住進心理治療所，直到今日。在治療所相對安靜的日子，她開始了小說及詩集的創作，並出了一本自傳。在繪畫、雕塑及裝置的創作上，則尺幅愈來愈巨大。〈雲〉（1984）由一百件形狀各異的黑白布墊所組成，排列在地面上，佔據了一整個展間。白色的〈天與地〉（1991）則有四十個盒子，每個盒子各有多支如蛇一般的長形棉布填塞物從其中伸出、蔓延。至於〈黃樹〉（1994）及〈甦醒的靈魂〉（1995）則為壓克力繪畫，黃、黑、白色形成的圓點好似有生命力一般，充滿動態感。2000年之後，草間彌生的繪畫運用了許多鮮明的顏色，以花朵、眼睛、植物、圓點等如楔形符號般的圖象填滿畫面，圍繞著展廳四個牆面的作品，給予強烈的視覺感受。

對於無限的探索，一直是草間彌生透過創作所追求的。裝置作品〈水上螢火蟲〉（2002）在一間鏡房內懸吊了一百五十盞不同顏色的小燈泡，地面則被一層淺水覆蓋。透過鏡子及水面的反映，空間及燈點無限延伸，形成一個魔幻、冥想的世界，沒有起點也沒有結束，而觀眾似乎也走入了草間彌生自我遺忘的小宇宙。

●藝術人生
至今，草間彌生仍繼續創作。被問及藝術創作是否讓她快樂時，她說道：「我從來沒想過藝術創作是否讓我快樂，不過也沒有什麼其他的了。藝術就是一切。」這幾年來，她的創作也被路易．威登相中，進而進行合作，因此近日若經過路易．威登位於第五大道的旗艦店，可看到櫥窗內人身大小的草間彌生人形，提著與路易．威登合作的皮包，非常搶眼。展覽「草間彌生」開幕前，草間彌生對惠特尼美術館館長懷伯格（Adam Weinberg）說：「這是我生命中最好的時刻。」透過這項展覽，觀眾也可以更加了解她的創作生涯的重要事件及時刻。


(原文刊載於《藝術家》雜誌448期2012年9月號)

色彩與力量的爆發——紐約古根漢美術館推出約翰．張伯倫大型回顧展

張伯倫　神聖跳彈　1991　上色及鍍鉻鋼鐵不鏽鋼

美國藝術家約翰．張伯倫（John Chamberlain, 1927-2011）曾說：「某天某件事物——某一件東西——跳到你面前，你拾起它，你接管它，你把它放置於另一處，而它正好合適。這就是對的事物在對的時刻，不管使用文字或金屬都一樣。」又說：「有些人似乎覺得我使用找到的物件創作，其實不然。那些物件都是被選擇出來的。」這兩句話點出了「合適」和「選擇」是張伯倫的創作原則，而紐約古根漢美術館於2月底推出的回顧展展名「約翰．張伯倫：選擇」，正強調了這項原則。

「約翰．張伯倫：選擇」是1986年以來，美國首次大規模的張伯倫回顧展，透過大約一百件作品，將張伯倫六十年來的藝術生涯展開在觀眾眼前。遍布整個美術館環形波道的展品，涵蓋了最早期的單色鋼鐵雕塑以至最後的大型鋁箔作品，呈現出張伯倫在技術、材質及尺寸上的應用與改變。又由於張伯倫於開展的兩個月前甫去世，使得本次展覽更是別具意義。

●不斷嘗試的創作生涯
在芝加哥藝術學院及北卡黑山學院接受教育的張伯倫，於1956年搬到紐約，也於此時嶄露頭角。他使用汽車的各個部分創作出充滿力量的雕塑，巨大的鋼鐵在他的手下如同紙板被彎摺及扭曲，形成一件件拼貼般的作品，而逐漸增加的尺寸與其所展現的平衡，也顯示了他驚人的媒材運用能力。這些作品可謂戰後興起的美國抽象表現主義的立體表現，隨即抓住了評論家及其他藝術家的注意。同時，透過鮮明的色彩，張伯倫也打破了「色彩屬於繪畫」的普遍認知。展場的前段呈現了這個時期的幾件代表作，看似擠壓在一起的金屬好像車禍現場一般，而張伯倫本身也稱其為「車禍症候群」。至於他的單色作品則赤裸地呈現了金屬的本色，被扭曲的金屬條管同樣散發著被暴力撞擊的強度。

除了走道中央的大型雕塑之外，一旁的展示台上放著相對小巧、同樣概念的雕塑，而牆上則掛著由四方形透明框所框起的作品。1960年代中期，張伯倫將創作媒材擴展至汽車之外的物件。他在小型四方形框中，以厚紙板為基底塑形，並如同為汽車烤漆般塗上光亮的顏色，形成掛在牆上的半雕塑。他也多方嘗試以鋁箔、紙袋、聚氨酯海綿、樹脂玻璃等媒材創作。此外，張伯倫還探索了寫作、電影、版畫、攝影等領域。

1970年代中期，張伯倫回歸到以金屬為主要的創作媒材，尤其是汽車的特定部位，如防護板、保險桿、底盤等。他使用滴流、噴灑等方式上色，在原有的顏色上增加更自由狂放的感覺，也帶有塗鴉的效果。這樣對於顏色的探索，可謂張伯倫對於自己仰慕的藝術家梵谷及馬諦斯的致意。接下來的卅年間，他的作品尺寸愈來愈巨大，而作品形式也從原本的大量擠壓，轉變為如彩帶般編織、交錯、皺摺的呈現，似乎在力度之上又增添了些許柔性。於生命的最後五年間，張伯倫又再次嘗試汽車以外的媒材。裝置於美術館中央大廳的〈SPHINXGRIN TWO〉（1986／2010），是一件16呎高的鋁箔拱形作品，就是這個時期的代表作之一，也是這個系列在美國的首次展出。

●謹慎安排之美
自稱為「拼貼藝術家」的張伯倫，在創作時從來不是偶然的，每種組合都經過他的謹慎思考。他的創作過程看似複雜，其實不然。他善用媒材本身的特色，以其為基礎，用簡單的方式集合成拼貼雕塑。本次於古根漢美術館的展覽，在強調「合適」與「選擇」兩項原則之外，也突顯了張伯倫作品的二元性——既粗曠又高雅、既陽剛又陰柔、既平衡又搖搖欲墜。 而除了抽象表現主義之外，張伯倫的作品也與普普文化及低限主義有所連結。一方面，他所使用的汽車部位及鮮豔色彩，正反映了美國的消費與汽車文化，也是當時多數普普藝術家的靈感來源。另一方面，他的作品的中性、過剩性及結構性，正符合了低限主義藝術家所追求的空泛與非情感表現。因此，欲將張伯倫歸類為某一種類的藝術家並非易事，也就是這樣的特質，讓他名列這個時代最突出的美國雕塑家。「約翰．張伯倫：選擇」展至5月13日。


（原文刊載於《藝術家》雜誌444期2012年5月號）

繁忙城市中藝術的點綴——春夏走覽紐約大型雕塑公共藝術

普連薩的〈回聲〉立於麥迪遜廣場公園的草坪中央

號稱藝術之都的紐約，有著各式各樣的藝術活動與計畫，不管在美術館內或室外空間，都不乏藝術作品的點綴，除了永久性的擺設之外，也有許多短期展出的公共藝術或大型雕塑，也因此，走在路上常有意想不到的驚喜。想要看遍紐約街頭所有的藝術品，可說是不可能的任務，不過本文欲帶著讀者從上城區到下城區，走覽近期的幾項大型雕塑及公共藝術展覽。

●屋頂上的鋼鐵雕塑
時常在屋頂花園展出大型雕塑的紐約大都會美術館，自4月底至10月底展出英國藝術家安東尼．卡羅（Anthony Caro, 1924-）的五件鋼鐵雕塑作品。卡羅可謂過去六十年來，最多產且具重要性的英國雕塑家之一，在現代藝術的發展上佔有一席之地。在劍橋大學獲得碩士學位並在倫敦皇家學院學習雕塑的卡羅，於1950年代擔任亨利．摩爾的助理，並於1959年搬到美國後，接觸了諾蘭（Kenneth Nolan）的繪畫及大衛．史密斯（David Smith）的雕塑，自此便完全朝向抽象藝術發展。1963年，卡羅於倫敦白教堂畫廊的展覽建立了他在藝壇的名聲，那些以油漆上色的大型抽象鋼鐵雕塑直接立在展場地上，並讓觀眾從各個角度接近，卡羅認為如此的呈現方式讓雕塑更真實，也與以往的雕塑畫出清楚的界線。他大部分的作品是以鋼鐵為媒材，不過他也以銅、銀、鉛、石、木、紙等媒材創作。

本次於大都會美術館屋頂花園展出的作品，分別為〈正午〉（1960）、〈夏季之後〉（1968）、〈室女〉（1984）、〈紋章〉（1987-90）及〈結束〉（2010），呈現了卡羅多年來的創作主軸：形狀與空間的互動、雕刻與建築的對話，以及創造與人類形體及地景類比的抽象形式。

●早春的玫瑰
自1月至5月，若經過公園大道從57街至67街的路段，很難不被幾株巨大的玫瑰吸引，馬路中央的分隔島遍布著紅色及粉紅色的花朵和花瓣，其上還爬著幾隻瓢蟲及甲蟲。這件由紐約數個組織支持的公共藝術計畫，是萊曼（Will Ryman, 1969-）所創作的〈玫瑰〉，總共有將近四十朵花朵組成，每朵玫瑰的直徑大約2至3公尺，最高的一朵則有將近8公尺高，而散落在地上的花瓣，更有部分做了公園凳子般的設計。

在紐約出生、藝術家家庭成長的萊曼，有著戲劇的背景，或許也因為如此，他的作品常帶有戲劇化的效果。〈玫瑰〉讓經過的人從不同的角度觀看這種熟悉的花朵，而從旁邊辦公大樓窗戶向外望的人，又獲得了另一種觀看角度。這些由玻璃纖維及不鏽鋼為媒材的花朵，塗上了鮮豔的色彩，帶有普普藝術的風格，但若仔細近看，上色的表面並不光滑，使其又不同於傑夫．孔斯或村上隆般所謂「完美」的塗色，也正展現了萊曼所強調的：「對我而言，除非有手的痕跡，否則人性並不存在其中。」


●噴水池中的十二生肖
位於中城區的普立茲噴水池於5月初成為一處新的拍照景點，艾未未的銅雕裝置〈十二生肖獸首〉於此揭幕後，吸引了許多路人駐足，更有許多人對照著一旁的生肖表，指著自己的生肖拍照。顧名思義，這件公共藝術作品有著十二生肖的頭部，每個重大約800磅，立在一條細銅柱上，而動物的臉部表情則略帶詼諧。此作的創作靈感來自於18世紀圓明園的噴泉鐘，如今在西方世界展出，正觸碰到了盜劫、國家主義、真實與虛構的議題。艾未未也認為紐約市特別適合展出這件作品，因為這是一座充滿多樣性的城市，而作品本身也是一個老少咸宜的主題。

〈十二生肖獸首〉揭幕前一個月，正遇到艾未未受中國政府拘留事件，作品的知名度也因此更加升高。原本許多人議論在藝術家缺席的情況下，作品如期揭幕的可能性降低，不過紐約市長決定在如此關鍵性的時刻，更要以實際行動支持藝術家，並讚賞他敢言的勇氣。〈十二生肖獸首〉於紐約展至7月15日，之後預計前往倫敦、洛杉磯、休士頓、匹茲堡及華府展出。

●連接兩個世界的通道
距離〈十二生肖獸首〉不遠處的中央公園費得曼廣場上，立著一座紅、綠、黑色條紋的鋼鐵雕塑，如蜘蛛般盤據在中央公園南邊的出入口。逾6公尺高的〈帝國〉是愛爾蘭藝術家依娃．羅絲柴爾得（Eva Rothschild, 1971-）受公共藝術基金之邀，而針對此地點特別創作的作品，會在這個人來人往的熱鬧地點展示至8月底。〈帝國〉在概念上同時反映了周圍樹木的形狀及附近各式的建築，其上的條紋有著不同的寬度及變化的順序，以致於在視覺上活潑不呆板。羅絲柴爾得表示：「費得曼廣場就像一個門檻，這件作品並非讓空間顯得擁擠，而是為了突顯這個地點所帶來的轉變——從街道踏進公園。它是這個城市裡的兩個不同世界的通道。」

●中庭雕塑
「庭園中的形體」是紐約現代美術館推出的特展，從5月底開始的一年內，美術館庭園展出十八件從館藏中精選的19世紀末至今的雕塑作品。德國藝術家弗莉契（Katharina Fritsch, 1956-）的〈形體組〉（2006-8構思，2010-1鑄造）於此首度展出，這件作品包括了九件色彩鮮豔的實際大小雕塑——聖米歇爾、聖母、巨人、蛇……等，其中帶有宗教象徵及神話指涉，然而其解釋意義也十分開放。除此之外，庭園中尚有羅丹的〈施洗約翰傳道〉、米羅的〈月鳥〉、畢卡索的〈母羊〉，以及恩斯特、傑克梅第、馬諦斯、亨利．摩爾等人的作品。


●巨大黃色泰迪熊
4月中旬起，中城區的西格拉姆大廈前坐了一隻巨大的黃色泰迪熊，若仔細一瞧，這隻熊靠著一座黑色的台燈，或說，與背後的台燈相連在一起。瑞士藝術家費雪（Urs Fischer, 1973-）的青銅雕塑〈無題（燈／熊）〉高7公尺、重15噸，光是熊的眼睛就有如咖啡桌一般的大小。費雪本身很喜歡泰迪熊，大約六年前開始構思此作，並創作了不同顏色的版本。〈無題（燈／熊）〉有著可愛、溫暖的外表，能夠引起人們對於童年的懷想，但它又如此巨大，與一般人熟悉的泰迪熊大不相同，在這樣的矛盾之下，也特別令人印象深刻。

在西格拉姆大廈前裝置〈無題（燈／熊）〉的是佳士得拍賣，這件作品是5月11日戰後及當代夜間拍賣的重點拍品之一，而最後以逾680萬美元成交，不僅破了費雪作品的拍賣紀錄，甚至是他先前紀錄的六倍之多。由於費雪的要求，這件作品將展覽至9月。

●夢境般的狀態
自5月初至8月中，西班牙藝術家普連薩（Jaume Plensa, 1955-）的作品〈回聲〉立於麥迪遜廣場公園的草坪中央，這件高約13.5公尺的玻璃纖維雕塑，是麥迪遜廣場公園所展示過最大型的單件作品，其巨大的尺寸及拉長的形狀傳遞了一種夢般的不真實感。

〈回聲〉呈現的是一位女孩的頭部及頸部，其創作靈感來自於兩方面。在現實生活中，普連薩以一位九歲的女孩為創作藍圖，這位女孩是他的家鄉巴塞隆納的一位餐廳業者的女兒，而普連薩展現了她在做夢般的臉部表情。此外，這件作品的概念也取自希臘神話中仙女艾可（Echo）的故事。由於艾可激怒了宙斯的妻子希拉，因此她的聲音被希拉取走，而只能重複他人喊叫的聲音，換句話說，艾可只能說出他人的想法而非自己的想法。普連薩希望〈回聲〉就像鏡子一般，使人們可以看見自己，也更為公園帶來寧靜的氛圍。在這件夢般的作品旁邊，休息及沉思似乎是再自然不過的事了，也難怪許多紐約客來到這塊小綠地享受片刻的悠閒、洗滌心靈。


（原文刊載於《藝術家》雜誌434期2011年7月號）

〈安迪紀念碑〉立於紐約聯合廣場

〈安迪紀念碑〉於3月底至10月初立於紐約的聯合廣場西北角

自3月底至10月初，若前往紐約的聯合廣場，可於廣場西北角見到一座〈安迪紀念碑〉。這座普普教父安迪．沃荷的雕像，吸引了許多路過的民眾佇足拍照。

〈安迪紀念碑〉 是紐約公共藝術基金與藝術家普魯伊特（Rob Pruitt, 1964-）合作的作品，它散發出一股鬼魅般的氛圍，就如同安迪．沃荷所帶來的文化力量及迷思。作品總共3公尺高，水泥座台上立著銀色不鏽鋼雕像，依照普魯伊特對於1977年的安迪．沃荷的印象，他穿著Brooks Brothers花呢夾克及Levi’s 501牛仔褲、脖子上掛著拍立得相機、右手提著布魯明黛百貨公司的中型提袋，普魯伊特並想像著提袋中裝滿了安迪．沃荷所創辦的《面試》雜誌。出生於華府的普魯伊特，從小就奉安迪．沃荷為偶像，他曾買了數十個康寶蕃茄湯罐頭及布里洛肥皂紙箱前往安迪．沃荷的簽書會（這些物品至今仍堆在他小時候的臥房內），也曾到安迪．沃荷的工作室「工廠」面試工作。〈安迪紀念碑〉可謂普魯伊特對於安迪．沃荷的回憶及崇拜的具體表現。雕像揭幕當天，普魯伊特表示：「安迪．沃荷及他所代表的一切，就是我當初搬到紐約的原因。這件作品代表了我對他的敬意。」

聯合廣場是紐約市最熱鬧的地點之一，本身就立有華盛頓、林肯、甘地等重要歷史人物的紀念碑，〈安迪紀念碑〉採用了古典雕像的形式，然而，其光亮的不鏽鋼表面反映了周圍的建築，也讓其本身顯得特別突出，如此高調的呈現，帶有十足的沃荷風格。而安迪．沃荷196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的工作室便位於聯合廣場西側，他並常於街頭分送《面試》雜誌，使得這座紀念碑的設置地點更具意義。普魯伊特希望這座紀念碑成為沃荷精神及下城區文化運動的朝聖區，他說道：「每天都有上千的年輕人受到沃荷的啟發而來到紐約，即使沃荷隨著時間的過去而漸漸遙遠，但是一個直接的連結仍舊存在著——這趟朝聖之旅，來到這裡成名、成為藝術家。」


（原文刊載於《藝術家》雜誌432期2011年5月號）

超現實與時尚感——達利大型雕塑於紐約展出

達利　燃燒的女人　1980　青銅　高約360cm

時代華納中心（Time Warner Center）是一座位於紐約中城區的商業辦公大樓，底部幾層的購物中心，自開幕以來就是紐約市民逛街的好去處，不時出現於大廳的藝術作品展出，也使整個空間充滿了時尚及文藝氣息。自11月初起，走進購物中心，立刻可見到幾座大型雕塑，而它們明顯獨特的風格，也讓許多人彼此問道：「那是達利嗎？」

「天才的視野」是由艾麗舍畫廊（Galerie Elysées）及史特拉頓基金會（Stratton Foundation）共同推出的展覽，十六件大型雕塑分布在購物中心一、二樓的大廳及走道，二樓中庭也展出約廿件小型雕塑及四十餘件繪畫作品，兩位策展人——史特拉頓基金會的董事長李維（Beniamino Levi）及自1968年至1981年擔任達利私人祕書的薩巴特伊波納尼（Enrique Sabater Y Bonany）皆是達利專家，分別負責雕塑及繪畫的部分。

達利於1980年代請人依照他多年的構想，製作大型雕塑的模子，每件模子各鑄造十二件作品，大部分都含有「時間」及「女人」這兩個常出現在達利作品中的主題。展覽中最引人注目的兩件作品，分別是立於大廳兩側手扶梯前的〈記憶的持續〉及〈燃燒的女人〉，兩者皆為達利的標誌性作品。〈記憶的持續〉高達5公尺，乾枯的樹枝上掛著一座正在融化的時鐘，達利將同名畫作中的這個元素獨立出來，強調時間是流動而非固定的，同時也代表著人類對於時間感知的心理狀態，有時覺得時間過得很快，有時又似乎很慢，因此在達利的世界中，時間的快慢是自己掌握的。〈燃燒的女人〉高達3.6公尺，它結合了兩種達利愛好的主題——火焰及抽屜形象的女人。火焰代表著存在潛意識中強烈的慾望，抽屜則象徵著隱藏的祕密，而這個女人沒有臉，也因此代表了所有的女人。其他的作品，也都充分展現達利結合不同元素以創造出超現實世界的天賦，例如〈蝸牛與天使〉中長了翅膀的蝸牛、以女性的腿取代鋼琴腿的〈超現實鋼琴〉、有著長頸鹿脖子及拉開的長抽屜的〈長頸鹿維納斯〉，以及背著方尖塔、擁有蜘蛛腿的〈太空象〉。

展覽中的小型雕塑，是大型雕塑的縮小版，有一樣的創作主題，不過每件模子各鑄造三百五十件作品。這些作品，就有如達利繪畫的立體版本一般，跳出畫布的形體，顯得更具真實感及生命力。至於繪畫作品，則包括了油彩、水彩及油墨，許多都是極少公開展出的作品。展覽中的所有作品都可藏購，其中最高價的作品是大型的〈燃燒的女人〉，標價160萬美元。

達利作品所帶有的夢境般的感覺，似乎與購物中心的時尚緊密連結，創造出一股不同於外面世界的氛圍。「天才的視野」展至2011年4月30日。

（原文刊載於《藝術家》雜誌428期2011年1月號）

見證半世紀璀璨藝術史——佩斯畫廊推出五十週年紀念大展

佩斯畫廊57街的展場，陳列了包括傑克梅第、畢卡索、蒙德利安等現代藝術經典作品。

今年秋季，紐約畫廊圈的大事之一，便是佩斯畫廊邁入了半百之年。半個世紀以來，佩斯畫廊推出了將近七百項展覽，創下了不少作品成交價紀錄，與許多藝術家建立了良好的關係，也因此在藝術界建立了響亮的名聲。為了慶祝畫廊成立五十週年，佩斯畫廊推出特展「佩斯畫廊五十年」，回顧畫廊歷史。其中許多特別自博物館商借的作品，都見證了佩斯畫廊與藝術家一同走過的美術史道路。

開幕當晚，雀兒喜區湧入了大批人潮，包括藝術家、收藏家、策展人及美術館館長等，人們耳熟能詳的藝術家查克．克羅斯（Chuck Close）、辛蒂．雪曼（Cindy Sherman）、約翰．張伯倫（John Chamberlain）、克利斯．歐登伯格（Claes Oldenberg）等人均在出席之列，而佩斯畫廊創辦人亞諾．葛林契（Arne Glimcher）則在畫廊的一角對賓客微笑寒暄。

「佩斯畫廊五十年」由葛林契花了兩年的時間策展，每個細節都經過他的親自審核，而展品皆為過去五十年間於佩斯畫廊展出或售出的作品。為了本次展覽，佩斯向各大美術館及私人藏家商借經典作品，展出的大約一百七十五件作品，依照年代及風格，分別展示於其位於紐約的四個空間。

●博物館名作回娘家
佩斯畫廊於1960年成立於波士頓，1963年在紐約中城區開始了另一個空間。1968年，佩斯關閉了位於波士頓的空間，並遷移到位於中城區的目前的畫廊總部。本次展覽，此空間將焦點放在重現過去的經典展覽，在每一件展品的標籤上，除了列出藝術家及作品基本資料外，也列出其參與的展覽及展出年代，而展場的空間區隔及作品擺放方式，可謂數個經典展覽的縮小版。

一出電梯、踏入畫廊，迎面而來的是傑克梅第的銅雕作品〈行走者〉（1961），右手邊則有數件〈威尼斯女人〉（1956），以及一件掛在牆上的畫作。佩斯畫廊成立初期便藏有傑克梅第的作品，當時普遍來說，藏家們對於他的作品並沒有很大的興趣，葛林契則想辦法大力推展，後來，芝加哥藝術學院以5萬3千美金收購了〈行走者〉，這個價錢自然無法與今日傑克梅第的作品相比，但卻是提高其知名度的一次收購，最近一件同樣模型的作品於拍賣會上以高達1億400萬美金拍出。數件〈威尼斯女人〉則是於2005年佩斯畫廊推出的「傑克梅第的女人」一展中受到不同的機構藏購，今年是它們首次全部再回到紐約展出。

另一個重現的經典展覽，是1981年的「畢卡索：亞維儂畫作」，這是葛林契所認為佩斯推出最重要的展覽之一。卅年前並沒有太多人在意畢卡索晚期的作品，而佩斯是第一個以畢卡索晚期作品為主軸推出展覽的畫廊，也因此引起藝評家對於畢卡索晚期的興趣。1982年的「畢卡索的雕刻」一展也在重現之列，兩個部分加起來，總共有十一件畢卡索的作品展出。

佩斯畫廊擅長的展覽形式之一，是將兩位藝術家的作品共同比照展出，如1991年的「杜庫寧／杜布菲：女人」、1997年的「波那／羅斯柯：色與光」，以及同年的「蒙德里安／來因哈特：影響與類同」，在這次展覽中，每位藝術家都有幾件代表作品展出，而杜布菲無疑是葛林契最喜愛的藝術家之一，展場中共有大約十五件以各種媒材創作的杜布菲作品。

●美國戰後藝術發展的見證
位於雀兒喜區25街的空間，呈現的是佩斯多年以來與普普藝術及抽象表現主義的深厚關係。傑斯帕．瓊斯的〈三面國旗〉（1958）可謂此空間最重要的展品，1980年，佩斯畫廊以100萬美金將這件作品賣出，創下了在世藝術家的作品成交價最高紀錄，這個改變了當代藝術市場的事件登上了《紐約時報》的封面，也標示出佩斯畫廊在畫廊界的地位。〈三面國旗〉的交易過程也值得一提，當時，一位德國買家表示了高度的興趣，但是葛林契深感這件作品應該留在美國，或更精確地說，應該進入惠特尼美術館的館藏，因此他與當時的美術館董事長李奧那多．蘭黛見面，兩人籌到了100萬美金讓作品進入惠特尼的館藏，自此之後，〈三面國旗〉便成為惠特尼的鎮館之寶，就連這次要借回佩斯展出，都動員了許多董事的幫助才得以實現。

這個展場的重要作品，尚有勞生柏的〈抹掉的杜庫寧繪畫〉（1953，舊金山現代美術館藏）、安迪．沃荷的絹印版畫〈瑪莉蓮夢露〉（1962，泰德美術館藏）、來因哈特的〈抽象繪畫〉（1960-6，古根漢美術館藏）、歐登伯格的〈巨大的培根、生菜、蕃茄三明治〉（1963，惠特尼美術館藏）、帕洛克的〈19號〉（1951，私人藏）……等。

欣賞了展出作品後，進入畫廊後方，則可藉由各種文件及檔案一窺佩斯畫廊的歷史。展廳中央的兩座人體模型各套著由杜布菲及路卡斯．薩馬拉斯（Lucas Samaras）設計的長袍，這是當初佩斯畫廊推出兩位藝術家的展覽時，藝術家設計給葛林契的妻子於開幕酒會時穿著的服飾。多幅重要的展覽海報，掛在牆的較高處，而自佩斯畫廊成立以來的大事紀，則以時間線軸的方式環繞整個展廳呈現。時間線軸下方的展示櫃，則陳列了對應的文件紀錄，例如照片、信件、邀請函、隨手素描……等，其中包括了葛林契與路易．妮霍森（Louise Nevelson）討論布展情況的信件、朱立安．施納貝爾（Julian Schnabel）送給葛林契的素描，甚至有一封妮霍森於1973年寄給亞道夫．戈特立普（Adolph Gottlieb）的信件，遊說他加入佩斯畫廊的代理之列：「亞諾認為你是最偉大的藝術家之一，因此希望能有榮幸展出你的作品。」又寫道：「若我不認為這是一個好的決定，就不會寫這封信給你了。」葛林契長期與藝術家建立的關係，於這些零碎的紀錄中表露無疑。自畫廊成立以來，如此的文件已有數千件，而本次選取其中的一小部分展出，幾乎都是首次公開呈現，由於許多為私人物件，因此展出之前，葛林契一一取得了藝術家或他們家人的同意。


●與藝術家一同披荊斬棘
至於雀兒喜區22街的空間，則展出低限主義及後現代主義作品。水牛城阿布萊特—諾克斯美術館出借的薩馬拉斯〈鏡房〉（1966）該是這個展場最引人注目的作品了，這間全由鏡面裝置而成的房間及其中的一套桌椅，是薩馬拉斯當年在佩斯畫廊個展的展品，也是佩斯最早的大型裝置作品，由藝術家與畫廊合作裝置完成。奇奇．史密斯的雕塑作品、蜷伏的女性身軀〈莉莉絲〉（1994）則爬在牆上，由於佩斯畫廊代理奇奇的父親東尼．史密斯的作品非常多年，因此奇奇很小的時候，葛林契就認識她了，於東尼．史密斯生命最後在醫院的那個星期，葛林契也陪著奇奇坐在病床邊，而正式代理她的作品，是從1990年代中期開始的。查克．克羅斯的肖像作品〈芬妮／指畫〉（1985）描繪了他的妻子的祖母。克羅斯回憶在1970年代想要找新的代理畫廊時，他與葛林契在畫廊見面，「經過了兩個小時的討論，我滿腦子暈旋地走出來。我想，這個人最知道我在做什麼，他似乎對於未來有最好的計畫，而且他也對於我的創作充滿熱情。你真得要在一個想要你的地方，而我就感覺到他真得要我。此外，我感覺對於那些他正考慮代理的藝術家，他希望我能給予意見，而事實上也正是如此。」

其他低限主義及後現代主義藝術家的作品，如索爾．勒維特（Sol LeWitt）、丹．弗拉文（Dan Flavin）、大衛．霍克尼（David Hockney）、羅柏．艾文（Robert Irwin）、張洹等藝術家的作品，也在展場中呈現。

●當代新空間的成立
於五十週年之際，佩斯畫廊也成立了在紐約的第四個空間。這間同樣位於雀兒喜區25街的最新空間，擁有從天花板到地板的透明窗戶，因此從外面就可窺見畫廊內部的展品，而本次特展中，這個空間展出的是當代藝術作品。

一進門，看到的是提姆．霍金森（Tim Hawkinson）的〈雪爾帕〉（2008）——一台由各種不同的羽毛組合而成的摩托車；右手邊則是弗來德．威爾森（Fred Wilson）的〈伊果之鏡〉（2009）。其餘重要作品，包括查克．克羅斯的〈張洹I〉（2008）、張曉剛的〈同志〉（2006）、羅柏．惠特曼（Robert Whitman）的雷射裝置〈紅色直線〉、杉本博司的蠟像攝影〈亨利八世與其六位妻子〉（1999）……等。

五十年是一個不小的數字，這些年間自然有許多值得回顧的歷史。目前佩斯畫廊總共代理大約六十位藝術家，從「佩斯畫廊五十年」的展品，以及葛林契與藝術家的回憶故事，確實可以感受到畫廊與藝術家之間建立的良好關係。雖然佩斯畫廊在過去的半個世紀有許多驚人的交易成果，但對於葛林契來說，靠藝術品賺錢從來不是他的主要想法，他說道：「在藝術界最美好的時光就是1960年代，因為那時候，藝術並不是一種商業。」又說：「大家認為擁有畫廊是致富之道，我從沒想過自己會在藝術界致富，我只想要在藝術中生活，我想跟藝術家一起生活，我想呈現美麗的展覽。」或許也就是這種態度，讓他可以成功地經營起這間頂尖的畫廊。

（原文刊載於《藝術收藏＋設計》雜誌38期2010年11月號）

抽象表現主義在紐約——紐約現代美術館推出回顧大展

「紐約抽象表現藝術家」展場一景，此為展示羅斯柯作品的展廳。

六十多年前，世界正值戰後的殘破與不穩，人們對於現代文明產生了疑問，也對於諸多殘暴行為進行反思。此時的美國興起，紐約漸漸成為世界的藝術文化中心，而其中的一群藝術家秉持著藝術需要新的開端的理念，開創了前所未有的藝術風格。這群後來被稱為抽象表現主義者的藝術家，各以獨自的方式追求具有獨特性的語彙，從繁複的潑畫，到最簡單的單色線條，實在很難以某種形式將他們概括而論。然而，總的來說，抽象表現主義藝術家大多採用以顏料布滿整個畫面的原則，並屏除傳統繪畫以單一焦點向外擴散的概念，將重點平均分布，致使觀者的視線必須來回游移於整個畫面。此外，他們在作品尺寸上也大大增加，意味著這波新潮流的來勢洶洶，由於當時的畫廊或美術館空間仍習慣於展出傳統較小尺寸的作品，因此抽象表現藝術家等於是以畫筆畫布向這些權威機構宣示，並導致畫廊及美術館紛紛改建，以符合這些新的作品的所需空間。從最初的少數一群藝術家，抽象表現主義運動在廿年間快速擴大，衝擊了整個藝術界，作品紛紛進入畫廊、拍賣會及美術館。

而與這波藝術潮流關係最密切的美術館，自然是紐約現代美術館了，它就位於整個運動的中心城市，展示並收藏這些藝術家的作品，如今於美術館的收藏中，大約有兩百件可被歸類為抽象表現主義的繪畫或雕刻，若再加上素描、版畫、攝影等作品，則數量多達將近千件。自10月初起，美術館推出「紐約抽象表現藝術家」大展，從館藏中精選出大約兩百五十件作品，從一般人耳熟能詳的大藝術家，到比較不出名但也在整個圖景中不可或缺的藝術家，追溯抽象表現主義自1940年代的開端至1960年代的成熟階段，展區涵蓋美術館的整層四樓及二、三樓的幾個展廳，可謂有史以來最大的抽象表現主義回顧展。

●個人風格的崛起
名氣最大的抽象表現藝術家，大概非帕洛克（Jackson Pollock）莫屬了。一走進主展覽「紐約抽象表現藝術家：大圖景」展廳，迎面而來的便是其作品〈女狼〉（1943）。當時的帕洛克與許多同儕一樣，探索原始或神話主題，而這件作品指涉的，便是神話中養育設立羅馬市的雙胞胎兄弟的狼。此作於創作該年在帕洛克的首度個展展出，紐約現代美術館於隔年收藏此作，成為第一件進入美術館收藏的帕洛克作品。

1947年起，帕洛克開始採用將顏料以線條、潑濺或滴流在平置於地板上的畫布的方式創作，顏料的色彩及黏質性、藝術家的位置，以及他的作畫速度，皆影響了作品最終的樣貌，這樣的作品在當時極度激進，就連帕洛克本身都曾在完成某件新作品後，問他的妻子克拉絲娜（Lee Krasner）：「這是繪畫嗎？」展場中的〈五噚深〉是其最早的滴流畫之一，除了顏料以外，帕洛克也使用了菸頭、指甲、圖釘、鈕扣、硬幣及鑰匙等物件，雖然它們大多被顏料覆蓋，但仍為作品帶來稠密、堅硬的感受。隔年，帕洛克開始以編號取代作品名稱，其妻日後解釋：「數字是中性的，它們讓觀者專注在繪畫本身——純粹的繪畫。」〈1：31號，1950〉是帕洛克最巔峰且尺寸最大的滴流畫之一，畫面上的色彩與線條充滿了動態，在視覺上似乎向外跳出本身已經很大型的作品尺寸了。就如同其他的滴流畫作，這件作品也是平置於地板上完成的，帕洛克曾說道：「在地板上我比較能放鬆，感覺更靠近、更成為作品的一部分，因為可以繞著作品走動，從四個方向作畫，甚至實際身在作品當中。」

與帕洛克的繁複恰恰相反的，是單色調的紐曼（Barnett Newman）。〈單一，一號〉（1948）是紐曼自認的突破性作品，雖然尺寸不大，但這是他首度呈現以一束垂直線條（他日後稱其為「拉鍊」）將單色背景分為兩半的繪畫結構，也成為他最著名的代表形式。〈人類，英雄與崇高〉（1950-1）覆蓋了整座牆面，在創作之初，這樣的尺寸就是為了產生壓倒性的感覺，當其首次在畫廊展出時，紐曼在牆上貼了一張紙條：「一般來說，觀者大多傾向從一定的距離之外觀看大型作品，但這個展覽中的大型作品，是要從很近的距離觀看的。」他相信抽象繪畫所具有的精神潛力，當觀眾靠近觀看時，確實有種進入另一個精神層面的感覺。而相對於這件作品，隔壁牆上的〈狂野〉只有不到5公分寬，紐曼將「拉鍊」從整個繪畫結構中抽離出來，賦予其自足的特性，懸掛在牆上時，看起來像是雕塑，又像將整個牆面轉化為畫布而從中劃過的線條。紐曼的作品將藝術家的手跡減到最低，顏料在畫布上均勻分布的程度，讓色彩好像從畫布中散發出來似的。他曾說：「我希望我的繪畫能夠帶給人們它所帶給我的衝擊，也就是自我完整、自我隔離、自我獨立的感覺，但同時也感覺到與其他人的連結。」

同樣不著痕跡、讓色彩在畫布上平均分布的，是來因哈特（Ad Reinhardt）後期的作品。從1940年代密密麻麻的色彩，到1950年代較為疏散、色系相當的色塊，再到1960年代的「黑色」系列，來因哈特的作品愈來愈純粹。對他來說，藝術的唯一標準就是「單一並細緻、正確並純粹、抽象並短暫」，他在有限的畫布範圍內，探索無盡的可能。在非常仔細地注視著〈抽象繪畫〉（1963）的情況下，才會發現畫面上有三種不同的黑色，分別帶著一點紅色、藍色及綠色。他解釋：「有老舊的黑色與新鮮的黑色，帶光澤的黑色與黯淡的黑色，陽光下的黑色與陰影中的黑色。」這樣的色彩表現，沒有任何的象徵意義，只是單純的視覺感受。當一系列黑色作品於1963年在紐約現代美術館展出時，這樣單調的色彩震驚了觀眾，甚至有一位觀眾退出會員以示抗議。

另一位以色塊創作出名的藝術家，便是羅斯柯（Mark Rothko）。八件羅斯柯於十四年間創作的作品，覆蓋了一整間展廳的牆面。較早的〈1號（無題）〉（1948）以各種不規則色塊填滿畫布，羅斯柯自此開始探索空間、色彩及尺寸的關係，而漸漸演化成他接下來的標誌風格。於兩年後創作的〈10號〉，羅斯柯將畫面水平分配為藍、黃、白三個主要色塊，而色彩於交界處淡淡地彼此融合。這件作品是第一件進入紐約現代美術館收藏的羅斯柯作品，就如同來因哈特的作品一般，羅斯柯的〈10號〉也受到負面的批評，當時的一位美術館董事就為此辭職抗議。到了1957年，羅斯柯不再使用早期明亮的顏色，而採用陰暗的色彩以產生一種具有深度的氛圍，〈16號（紅、棕、黑）〉（1958）便是這樣的例子。羅斯柯曾對朋友說道：「時常，夜晚來到之時，空氣中帶有一種神祕、脅迫、沮喪的感覺——它們同時存在著。我希望我的繪畫擁有那種時刻的特性。」

1950年代，當集體的抽象表現語彙漸漸形成之時，也有藝術家回到較為具象的形式。杜庫寧（Willem de Kooning）於1940年代創作抽象繪畫時，便曾說道：「即使是抽象形狀也需要有一種樣貌。」1950年代初，他回到早期常描繪的主題「女人」。他花了許多時間完成〈女人，1〉（1950-2），畫中的人物龐大，並擁有脅迫性的巨大眼睛，而杜庫寧大辣辣的筆觸、厚重的顏料，以及似乎滿出畫面的色彩，使得整件作品充滿緊繃與侵略性，同時也體現出他所說過的「肉體是發明油彩的原因」。

另一位在抽象創作中仍帶有形象的藝術家，是日後被認為是抽象表現藝術家的「教父」的高基（Arshile Gorky）。雖然高基的作品從未完全抽象，但卻有許多抽象表現藝術家是他的追隨者，杜庫寧便是其中之一，高基去世後，紐約《藝術新聞》提道他的作品受到杜庫寧的影響，杜庫寧看到後很生氣地寫信給編輯，堅持應該是他受到高基的影響。展場中的幾件作品，皆展現其帶有超現實主義又帶有抽象表現主義的繪畫風格。

除了上述大名鼎鼎的藝術家們，展覽中也呈現許多一般人較不熟悉的藝術家，如戈特立普（Adolph Gottleib）、湯姆林（Bradley Walker Tomlin）及克拉絲娜等人，將楔形文字般的圖象放入繪畫中；又如史提勒（Clyfford Still）及克萊因（Franz Kline）等人以粗大的筆觸暗指美國地景；再如史密斯（David Smith）及內佛森（Louise Nevelson）等人以雕刻呈現同樣的精神。而同時期的攝影及文件，則讓觀眾能更寬廣地檢視這個時期的藝術視景。

在主要展覽「 紐約抽象表現藝術家：大圖景 」之外，副展覽「想法非理論：藝術家與俱樂部」、「剪刀、石頭、布」、「抽象表現主義與電影」，以及「普普藝術」都各從不同的角度呈現這個紐約的藝術黃金時期。

●原作的不可取代性
就如同19世紀以巴黎為中心的印象主義，20世紀以紐約為中心的抽象表現主義為藝術帶來新的突破，對日後的影響甚巨。在當時大眾傳播、普普文化及複製圖象盛行的年代，藝術原作的獨特性似乎降低了許多，抽象表現主義則正好相反，在追求速食文化的時代中，它們是相對來說步調較慢的作品，或許是筆觸的關係，又或許是尺寸的關係，若要完全經驗這些作品，觀者必須站在原作面前，專心地、細細地品味，方能感受它們帶來的衝擊，而本次紐約現代美術館的展覽正提供了這樣的機會。美術館館長羅瑞（Glenn D. Lowry）於開幕時說道：「每間展廳都述說著一件故事，每位你認為已經很熟悉的藝術家，都可以帶來完全的驚喜。」策展人特姆金（Ann Temkin）則表示：「在策展的過程中，了解到若要成就一個偉大的藝術時期，不僅需要幾個特別的天才，也需要一群有共同想法的藝術家，以及一個他們可以聚集在一起、互相切磋競爭的地點。」

「紐約抽象表現藝術家」大展展至明年4月25日，展覽期間進行的多項活動及講座，則提供了更多該時期的背景及作品介紹。

（原文刊載於《藝術家》雜誌426期2010年11月號）

屈胡立新作於雀兒喜馬勃羅畫廊展出

屈胡立的〈雀兒喜波斯人〉共有超過100朵玻璃花朵，於紐約雀兒喜馬勃羅畫廊展出。

美國玻璃藝術家屈胡立（Dale Chihuly）月前於雀兒喜馬勃羅畫廊展出今年最新作品，包括大型定點裝置作品〈雀兒喜波斯人〉，以及大約十件中、小型雕塑作品。

月前裝置於紐約雀兒喜區馬勃羅畫廊內的作品，每每吸引經過的人駐足。寬敞的空間內，綻放著一朵朵紅色或白色的玻璃花朵，在燈光的照耀下，更顯燦爛，而由不繡鋼製作的花梗，則如藤蔓般爬在牆上。運用了光線、色彩及線條，屈胡立的裝置作品〈雀兒喜波斯人〉充滿了動感及生命力。他表示：「與早期的作品比較，在雀兒喜馬勃勒畫廊的裝置更為開放。我一向對於建築空間及藝術品如何為空間帶來精力與注意力很感興趣，在畫廊一樓的大空間內，我想創作一件充滿戲劇性及力量的作品。我以形狀、光線及色彩達到這樣的效果。重點在於光線。」又說：「有些人會說這些花朵及不鏽鋼條讓他們想到樹枝或藤蔓，或是海裡的生物。我的很多作品都由大自然衍生出來，但我不是直接模仿自然，而是逐漸發展出一種自然創作玻璃的方式，盡可能使用最少的工具，只用火、重力及離心力，因此，作品看起來像是自然形成的。」

除了〈雀兒喜波斯人〉之外，展廳後方也展出一系列以玻璃及銀為媒材的雕塑作品，同樣探索作品及光線的關係，皆展現了屈胡立巧妙的玻璃創作技巧。

（原文刊載於《藝術家》雜誌426期2010年11月號）

大都會美術館不停生長的竹子

紐約大都會美術館屋頂花園上的作品〈大竹：你不能、你不要，且你不會停〉，此為8月底的樣貌。

紐約大都會美術館目前於屋頂花園推出特展「道格＋麥克．史達恩在屋頂上：大竹」，巨型作品〈大竹：你不能、你不要，且你不會停〉讓原本就能遙望紐約建築景致的美術館屋頂更值得一看。

雙胞胎兄弟的道格與麥克．史達恩（Doug and Mike Starn, 1961-）於屋頂花園創作，以竹子為媒材搭建的架構，盤據了屋頂的大半空間。4月底展覽開幕之時，作品已有低矮的架構，而在半年的展覽期間，兩位藝術家與多位攀岩家共同使用更多的竹子往上搭建，形成巨型作品，往上走的步道，讓觀眾體會作品形成的過程。道格．史達恩表示：「將它創作成這麼大型的目的是為了讓我們大家感到自己的渺小——或是至少讓我們意識到，我們個別的個體並不是這麼大。」

〈大竹〉是一件介於雕塑、裝置、建築與行為藝術之間的作品，它在展覽期間不停地生長、改變，同時，它有著對立性的特質——這一直是一件完成品，也一直是一件未完成品。麥克．史達恩說道：「就某種方面來說，這是一個暫時的架構，但它也是一件雕塑作品，不是靜止的雕塑，而是一件有機品，我們只是它的一部分，幫助它生長。我們要建築一片海景，就好像我們的攝影作品一樣，是一個不停起伏的波浪的切面圖。我們的生長和改變是持續不變的。」

道格與麥克．史達恩以攝影著名，但他們也創作了許多跨媒材的作品，試圖結合雕塑、攝影、繪畫、錄像及裝置等方式。他們尤其對於「有機」這項型態及主題特別感興趣，而本次於大都會美術館的展出，便是一項有機又跨界的創作。

直到10月底展覽結束之時，計畫〈大竹〉將達到大約30公尺長、15公尺寬及15公尺高的尺寸，而展期間所有的搭建階段皆由攝影或錄像的方式記錄下來。

（原文刊載於《藝術家》雜誌425期2010年10月號）

穿梭於古希臘文物之間——雅典新衛城博物館

圖：帕德嫩展廳一景，包括內外兩圈的帶狀雕飾，以及東側的三角眉飾。

舉凡到雅典旅遊的人，幾乎沒有不參觀衛城的。雅典衛城，即是帕德嫩神殿的所在地，是希臘古典時期雅典市民向雅典娜女神獻上供物之處。其上的建築，是古典時期巔峰的代表作，即使到今天，仿希臘古典風格的建築仍處處可見。

然而，今日所見到的帕德嫩神殿，與當年輝煌的外觀已相去甚遠，原本塗於雕刻上的顏色已褪去不說，在其兩千多年的歷史中，神殿曾多次遭到有意或無意的破壞，直到19世紀初，英國的艾爾金爵士以拯救文物為由，有計畫地將圍繞在神殿上方的帶狀雕飾移下，並賣給大英博物館，「艾爾金大理石」的回歸與否也因此成為20世紀末起最熱門的議題之一。

1865年，希臘政府在衛城遺址旁邊設立了衛城博物館，保存於該區域挖掘出的文物。1886年的大規模衛城挖掘計畫開始後，舊館明顯無法容納如此大量的出土文物，經過數度的擴大及改建，設立新衛城博物館的想法在1976年開始，博物館於2007年建築完成，並於2009年6月盛大開幕。

●建構原貌的展覽方式
新衛城博物館位於衛城遺址的東南方，25000平方公尺的總面積，讓博物館從周圍較小的建築群中突顯而出。從外觀看來，博物館並不是一棟方正的建築，為了不同的展覽及建築需要，它的每層樓角度皆不相同。當初首度競圖結果出爐後，竟於博物館的預定地發現4世紀至7世紀的社區遺址，因此該次結果作廢，而2000年的再次競圖，由瑞士建築師伯納．屈米（Bernard Tschumi）與希臘建築師麥克．弗提阿底斯（Michael Photiadis）的合作案獲得首獎。由於博物館本身立基於古代遺址之上，為了不破壞這個遺址，博物館的地面樓層順著遺址的結構，以圓柱架空其上，而館前廣場及地面樓層，也特別於多處使用玻璃地板，讓觀眾可以看到這個保存相當完整的遺址。

根據出土證據顯示，衛城及其周圍自新石器時代便有人類居住，幾千年下來，漸漸成為宗教及文化的中心，到了西元前5世紀的古典時期成為黃金時代，大部分現存的神殿都是在這個時期建築的，除了帕德嫩神殿之外，周邊尚有許多大小神殿林立。為了盡可能呈現當初鼎盛的樣貌，新衛城博物館做了各種不同的設計。展區共分三層樓，觀眾順著既定路線，從實際考古遺址，到達挖掘出的文物展廳，再到達帕德嫩神殿展廳，最後繞到羅馬時期，形成一個完整的迴圈。通過大廳，進入地面樓層展區，迎接觀眾的是一條寬敞的玻璃斜坡，斜坡下方可看見社區遺址，兩側則陳列了從衛城山坡上各神殿挖掘出的陶器。順著斜坡往上走，舊帕德嫩神殿（最早的位於衛城的雅典娜神殿）的三角眉飾陳列在頂端，而同一樓層，也展示了許多雕像，以及當時民眾奉獻的許願石柱，其上所雕刻的文字，更加清晰地展現當時民眾的生活及想法。除了文物之外，每個區域也都設置了等比例模型，將完整的建築及整個區域的分布清楚呈現在觀眾眼前。

新衛城博物館開幕之時，即以大量使用玻璃為建築媒材而受到關注。除了玻璃地板之外，三樓展區的四周皆為玻璃窗，觀眾可從不同的角度，望向包括衛城在內的古代遺跡，以及環繞在周圍的現代建築。這個樓層也稱為「帕德嫩展廳」，展廳中央播放著介紹帕德嫩神殿的影片，從最早的建築，到歷史上經歷的變化及破壞，再到今日的修復，都做了清楚的解釋。展廳外圍，則展示著位於帕德嫩神殿廊柱頂端的兩圈帶狀雕飾，陳列方式完全依照實際神殿的尺寸及排列，連展覽方位也完全相同（因此建築的三樓較下方樓層微微旋轉成與帕德嫩神殿同樣的方位），雕飾下方的標示則敘述著浮雕的故事。博物館藉著這樣的設計，盡可能將這個西元前5世紀的建築回復在觀眾眼前。當然，如前所述，這些浮雕有一部分目前不在希臘，而分散在世界幾個大博物館，因此，空缺的部分便以圖片代替，而取回所有的帶狀雕飾在此展出，自然是希臘文化政策的重點之一。

●保存實際文物之處
新衛城博物館的目標，在於統整目前散布在各個博物館的衛城文物，讓觀眾在此處可獲得對於衛城及其周圍遺跡的完整概念，以及從史前時期至晚古時期此處的人類活動。希臘政府目前正進行帕德嫩神殿的修復，遺失或毀壞的部分將由新的材料填補，而其上的雕刻也都將是原物的複製，因此，若想看到實際的文物，還是得到旁邊的新衛城博物館，衛城之旅也才算完整。

（原文刊載於《藝術家》雜誌424期2010年9月號）

畢卡索影響下的巴黎藝術圈——費城美術館推出「畢卡索與巴黎前衛藝術」大展

圖說：「畢卡索與巴黎前衛藝術」展場一景，此為模擬1912年巴黎秋季沙龍展展場的「沙龍立體主義」展區。

提道20世紀最重要的藝術家，畢卡索（1881-1973）必然是其中之一。擁有大量20世紀藝術收藏的費城美術館，2月底至4月25日推出「畢卡索與巴黎前衛藝術」大展，匯集了館藏及美國私人藏家的收藏，檢視畢卡索於1905年至1945年在巴黎期間的豐沛創作，包括他在立體主義發展之初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以及1920至1930年代與超現實主義等藝術潮流之間的互動對話。因此，展覽雖以畢卡索為主軸，但他的作品僅佔了展品總數的四分之一，另有其他十餘位同時期歐美藝術家的作品，共同在展場中產生有趣的對照。

這個時期的巴黎，是思想潮流匯集之處，促成藝術上的各種實驗及創新。展覽中的兩百餘件繪畫、雕塑、版畫及素描，依照年代順序歸類排列，分為十一個區塊，展示出當年巴黎畫派的活力及豐富。

●以立體主義為主軸
走進展場，迎面而來的是畢卡索的〈拿調色盤的自畫像〉，時年廿五歲的畢卡索，並未在作品中描繪畫筆，間接地表明自己不需要靠畫筆就可以創造出強而有力的作品的自信。1904年春天，已在西班牙小有名氣的畢卡索決定定居巴黎，並很快地與其他的藝術家如勃拉克、葛里斯等建立起終生友誼及合作關係。在這個展區「畢卡索：巴黎早期」中，十一件1906至1908年的作品展示了初至巴黎的畢卡索的創作。〈頭頂麵包的女人〉是他「粉紅時期」的重要作品，作品描繪了西班牙農婦的強韌，背景的色調及輪廓令人聯想起西班牙史前時代的阿爾塔米拉洞窟繪畫，畢卡索顯然十分推崇這些對於野生動物的描繪，他曾說：「在阿爾塔米拉之後，一切都衰敗了。」費城美術館於1931年受贈獲得〈頭頂麵包的女人〉，它因而成為第一件館藏的畢卡索作品。同一時期，畢卡索參觀了民族博物館，初次認識非洲藝術，為他日後的創作帶來極深的影響，著名的〈亞維儂的少女〉即是代表作之一，本次展出的水彩習作是此作品的最後結構定調作品，首次呈現在觀眾眼前，備受重視。

立體主義可謂20世紀藝術史上的一大突破，「畢卡索與勃拉克：創始立體主義」展區中，十四件這兩位藝術家的作品，展示了立體主義創始初期的樣貌，畢卡索與勃拉克的密切合作使他們的作品看起來極為相像，甚至難以區分。立體主義並未完全棄絕傳統的人像及靜物描繪，不過卻以不同的邏輯將畫面轉化為獨立又交錯的平面及線條，從此時開始，繪畫不再只有一個固定的視點，物件被打平並分解，再以不同的角度呈現，打破了西方藝術自文藝復興以來由單一視點所主導的畫面結構，至此，畢卡索及勃拉克宣告成功的繪畫不再決定於與實物的相似度，而是對於現實的重新組構。畢卡索的〈男人與吉他〉於1912年的夏秋之際在法國南部完成，並於1925年參與了在巴黎舉辦的首次超現實主義大展，超現實主義詩人及領班布列頓（André Breton）極為推崇這種視覺上的模稜兩可；而勃拉克的〈靜物（報紙及檸檬）〉也帶有同樣的多層平面及白、灰、黃、棕的色調。

「拼貼及黏上的紙」展區呈現了隨著立體主義而出現的現代拼貼藝術。雖然畢卡索及勃拉克開啟了這種藝術表現方式，卻是葛里斯將其形式帶到更完整的境界，這三位藝術家在使用壁紙、報紙、樂譜及廣告等媒材，強調作品的三度空間及其人為特質，與傳統對於藝術的創新及純粹的概念背道而馳，同時，也透過使用日常生活的物件，模糊了藝術與現實的界線。重點展出作品包括畢卡索的〈一碗水果、小提琴及酒杯〉與葛里斯的〈靜物：桌子〉等。

立體主義的發展過程中，出現不同的形式變化，「分析性立體主義」指的是1908年至1912年這個期間，畢卡索與勃拉克將三度空間的物體分解，再重組於二度的平面上，試圖以多重視點更完整地呈現現實，而「綜合性立體主義」則是1912年至1914年間，藝術家以多種媒材及平面聚集創作出一種新的現實，並開始使用明亮的顏色，且以刷子在豐厚的溼顏料上刷出紋理。展覽中的「綜合性立體主義」展區呈現多件顏色豐富的作品，在〈窗前靜物〉這件作品中，葛里斯透過畫面元素的相互關係及顏色的改變，將窗戶內外的景象融合在同一平面上。

巴黎的藝術活力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吸引了眾多美國藝術家前往，而他們的社群中心即位於美國詩人葛楚德．史坦（Gertrude Stein）與哥哥里奧．史坦（Leo Stein）於住處所經營的沙龍，他們於1903年搬到巴黎，隔年買了第一件塞尚作品，之後又陸陸續續收藏了多位歐洲藝術家的作品，這批收藏很快地成為初至巴黎的美國藝術家認識歐洲現代藝術的管道，葛楚德也於之後與畢卡索成為朋友。此外，咖啡廳也成為美國藝術家、作家、導演等的聚集點。「美國人在巴黎」展區展示了十餘位美國藝術家的作品，包括派翠克．亨利．布魯斯（Patrick Henry Bruce）、馬克思．偉柏（Max Weber）、亞倫．道格拉斯（Aaron Douglas）……等。

走進「沙龍立體主義」展區，立刻可感受到與其他展區的不同，此區的牆壁被漆成紅色，展出畫做彼此間緊密地懸掛，而雕塑作品則有如建築元素般穿插在其中，如此的安排，是為了模擬1912年的秋季沙龍展。雖然畢卡索與勃拉克是立體主義的創始者，但由於他們的經營畫商康維勒（Daniel-Henry Kahnweiler）不准許他們將作品在兩個巴黎年度大展中展出，而僅能在他的畫廊中展示給他的客戶，因此，一般大眾最初接觸到的立體主義作品，其實是葛里斯、德洛涅、勒澤、畢卡比亞等藝術家的作品。梅金傑（Jean Metzinger）的〈午茶時間（拿湯匙的女人）〉於1911年的秋季沙龍首次曝光時，藝評家沙蒙（André Salmon）將其稱為「立體主義的蒙娜麗莎」，梅金傑雖應用立體主義的方式，不過卻堅持讓畫面中的人物在幾何架構中仍能夠被清楚地辨識出來。1912年的黃金分割沙龍中，葛里斯的〈咖啡廳內的男人〉是唯一實際以完美的數學比例來架構的作品，因此畫面充滿了系統性的格子及幾何圖形。而杜象的〈下樓梯的裸女（2號）〉也是首度在這個展覽中曝光，這件當年被批評看不到裸女的作品，卻因其呈現的動態感而在藝術史上佔有重要的一席。

承接之前的風格，立體主義藝術家們持續在色彩及形式上發揮。「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立體主義」展區中，勒澤的大尺寸作品〈城市〉可謂頌揚機械時代城市環境的代表作，此作於1920年巴黎獨立沙龍展展出時，得到很大的稱讚，勒澤以鮮明的色彩及抽象的形式表現城市中的鷹架、橋、鋼鐵架構、看板、商店……等，整體布局好似舞台布幕，中間的樓梯帶著觀者走進這個繁忙的大都會。畢卡索的〈三位音樂家〉則是他探索「綜合性立體主義」的極致，雖然此作為油畫作品，但畫面的結構有如他早期的拼貼作品一般，因此此作常被解釋為畢卡索對於年輕時代的懷想。作品中三位戴面具的音樂家，分別為畢卡索的朋友、穿著修士服的法國詩人馬克思．賈克柏（Max Jacob）、穿著白色服裝的法國詩人阿波里奈爾（Guillaume Apollinaire），以及穿著西班牙國旗紅黃兩色的小丑服裝的畢卡索。

而一次大戰後，藝術也掀起了一陣回歸傳統的風潮，畢卡索的詩人朋友考克多（Jean Cocteau）鼓吹回歸古典主題及早期歐洲繪畫的寫實，強調和諧、平靜及高貴。由於立體主義的破碎內涵並不符合當時受到戰爭摧殘的社會的口味，因此許多藝術家放棄了戰前大膽實驗的精神，前衛藝術家如畢卡索及勃拉克一方面對於政治上保守的風潮感到同情，另一方面也尋找本身現代主義作品與傳統藝術核心價值的連結。「回歸秩序」展區中，勃拉克的〈坐著的沐浴者〉雖以非傳統的形式呈現，卻透過人物的比例及身上的布料連結古典希臘羅馬藝術。

1924年，由布列頓帶領的一群藝術家在巴黎發起了超現實主義運動，這個新興的世代應用佛洛伊德的心理分析著作，探索夢境、禁忌及潛意識。雖然畢卡索從未正式加入布列頓的團體，但他的作品在這個時期與超現實主義者產生有趣的對話，「畢卡索與超現實主義」展區中便呈現了許多如此的作品，如〈女人的頭〉及米羅的〈男與女〉。

巴黎的文化、自由及現代化，自然吸引了眾多的藝術家移居此城，其中包括了許一批東歐藝術家，如夏卡爾、利普西茲（Jacques Lipchitz）、馬庫西（Louis Marcoussis）、奧洛芙（Chana Orloff）、蘇丁（Chaim Soutine）……等，這些藝術家大多為猶太裔，他們試著融合現代主義風格與本身故鄉文化的傳統。「東歐藝術家在巴黎」展區中，夏卡爾的〈三點半（詩人）〉一如他的其他許多作品一般，有著鮮明的色彩及喚起童年猶太傳統的元素，而形式上則受到立體主義的影響，以交錯的線條及平面形成菱鏡般的畫面結構。

最後一個展區「死亡與犧牲」則陳列了反映戰爭殘酷的作品，畢卡索創作了許多與西班牙內戰及二次世界大戰相關的作品，此時期最重要的雕塑之一〈人與羔羊〉喚起「好牧人」犧牲與救贖的主題。而利普西茲的雕塑〈祈禱〉則以一位老人進行獻祭儀式的影像，表達他對於納粹集中營的驚駭。這些作品都包含了藝術家們極大的痛苦，以及對於戰爭其間無辜犧牲者的關懷。

●難得的完整展出
除了兩百餘件作品之外，展覽也規畫了一個區域展出許多這個時期藝術家的照片，以及相關的文件。許多展品都極少出現在觀眾眼前，因此本次的展出可謂完整認識立體主義的難得機會，展覽的深度及廣度，讓觀眾對於20世紀前半的巴黎藝術景像有更深入的了解。

（原文刊載於《藝術家》雜誌419期2010年4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