侷限於象牙塔的藝術史？

1月底，美國總統歐巴馬在一場推動就業訓練及復甦美國製造業的談話中，說了這樣的一段話：「許多年輕人已不再將貿易及技術製造視為有前景的職業，但我向你保證，透過技術製造及貿易，各位有潛力賺取比透過藝術史學位還高的利潤。」雖然歐巴馬緊接著強調：「藝術史學位沒什麼錯——我愛藝術史，所以不希望（因為這句話）從四處收到一堆電子郵件。我只是要說，只要你得到所需的技術及訓練，即使沒有四年大學教育，你仍然能夠維持生計並擁有很好的職業生涯。」但是話已出口，自然引起軒然大波。

其實最初聽到這句話時，我並沒有特別在意。誰不會失言？即使貴為一國之首，仍有說溜嘴的時候。此外，當初選擇走上藝術史學家這條路，就已經認清這不是什麼賺大錢的職業了。歐巴馬的這段話雖然聽起來刺耳，但也不表示不帶有一絲真實，其中或多或少道出人文學科的普遍實際面，而藝術史碰巧在人文學科中成為歐巴馬所舉的例子。套一句網路流行用語，藝術史學家真是躺著也中槍。

不過，想當然，這段談話立刻成為媒體關注的焦點，反對黨更是抓緊機會趁勢砲轟，「藝術史」似乎首次在主流新聞媒體中被大肆討論。撇開各種政治因素及利益的炒作不談，這段談話也在藝術界發酵，網路上流傳著諸多連署信，欲向歐巴馬抗議並表明藝術史的重要性。其中，一位德州大學奧斯丁分校的藝術史教授的信件，因獲得歐巴馬的親筆道歉信，而獲得最多的新聞報導。這位向來支持歐巴馬的教授表示，自己並非在信件中表達憤怒，而是說明「看看我們做得多好」。她強調藝術史教授挑戰學生思考、閱讀及寫作的批判能力，並著重當今這項學科的含括性。她怎麼也沒想到會收到歐巴馬的親筆回信，而其中解釋道：「我當時是在說明就業市場，而非藝術史的價值……藝術史讓我在生命中得到極大的喜悅。」

從各方的討論來看，歐巴馬的道歉及解釋普遍獲得正面的回應，藝術界並未持續指責，風波可謂暫且告一段落。不過，這個例子正顯出事物的價值可以從多個層面來評估，也陸續引發相關的討論。藝術史學位能不能賺錢是一回事，這項學科有沒有價值卻又是另外一回事。不可否認，極少數的學者因為做藝術史研究而致富，然而，金錢絕非唯一的衡量標準。如上述教授所強調的思考批判能力，即是促進個人及社會觀念進步的重要推手之一，也是從多個角度觀看及分析事物的基礎。而她所提及的「含括性」，則呈現了藝術史跨領域的特質。理解並建構藝術作品的脈絡，是這項學科的中心目標之一。透過這些歷史上存留下來的第一手資料，學者試圖了解是何種政治、社會、文化背景造成特定藝術風潮的興起，同時也試圖解釋藝術家如何藉由他們的創作增強或挑戰社會價值及常規，因此，研究的過程中無可避免地涵蓋了社會學、經濟學、心理學、哲學、文學，甚至也跨越至科學等領域。「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而藝術史即是認識時代背景不可或缺的角色。

那麼，藝術品的價值又有多大？

近期很熱門的電影〈大尋寶家〉以真實事件為基礎，敘述二戰後期聯軍搶救藝術品的故事。雖然電影做了大幅改編，受到的評價不一，卻也讓這個原本鮮為人知的歷史事件成為大眾談論的話題。當年，熱愛繪畫卻兩次被維也納藝術學院拒絕入學的希特勒，於權勢節節高升之後，開始有系統地搜刮歐洲的經典藝術品，欲陳列於計畫在他的故鄉奧地利林茲設立的元首博物館。更糟的，是他「自己得不到，其他人也別想得到」的心理，因此，他於戰爭敗退之時，便開始燒毀作品。同時，也有一批他稱為「墮落藝術」的作品，遭受查禁與銷毀。為了保護這批文化資產，一群來自十三個國家的學者、館長、策展人、教育家、建築師等大約三百五十人，授命於美國總統羅斯福，如賽跑般追查並保護被納粹搶奪藏匿的大批藝術品。戰爭結束後，許多人仍留在歐洲多年，協助藝術品的回歸及文化生活的重建，而任務告一段落後，他們回到自己的國家，成為藝文界的重要角色。但也如同許多戰後歸來的軍人一般，多數人並未多提當初的情況，只想回歸平凡的生活。根據估計，歐洲大約有20%也就是數百萬件的藝術品曾遭受納粹搶奪，其中許多至今仍下落不明。

在戰爭中進行如此的拯救藝術任務，自然並非一帆風順。若非基於文化使命，這群未受過正規軍事訓練的「尋寶家」實在無須冒著生命危險進入戰區。如電影中的任務主要召集人所言：「你可以消滅整個世代，可以燒盡他們的家園，而他們仍會找到回來之路。但是，若你摧毀他們的歷史、摧毀他們的成就，那就好似他們從未存在過。」正是這股保護人類偉大藝術的使命，令他們不惜犧牲自己的正常生活。另一方面，電影中也重覆出現這個問題：一件藝術品值得一條人命嗎？走出電影院，這個問題讓我陷入沉思，似乎站在不同的位置，自己的回應也會有很大的差異。很顯然，在戰區的尋寶家們已經以行動表明想法及態度了，然而，從一位回顧歷史的旁觀者角度來看，失去一位傑出的藝文人士、或甚至只是單純的一條人命，是多麼可惜！又或許可以從另一個方向來思考：若歷史上不曾出現過凡‧艾克或米開朗基羅，若他們從人類的記憶中消失，會有什麼不同？

一位曾經參與拯救藝術任務的軍官凱勒（Deane Keller）曾說：「沒有藝術品值得任何一位男孩的生命，但是，為了一個理想而冒著生命危險奮鬥，是絕對值得的。」這句話多少提供了一些解答。他們奮鬥保護的不只是藝術品，更是一種尊重文化資產的生活方式。

不久前，《紐約時報》的一篇文章討論到學術界與一般大眾的「不相關性」。作者提到雖然他很仰慕大學教授的智慧，但美國學術界逐漸培養出一種美化艱澀難懂的文化，並且輕視影響力及聽眾或觀眾。許多學者使用艱深得誇張的書寫詞彙，似乎刻意與大眾保持距離，也認為參與大眾事務是造成研究分心的瑣碎事物。

雖然這篇文章講的是普遍於各個學科的現象，但我不禁思考到藝術史的圈子。有時，身邊瀰漫的研究氣氛，真是令人感到生活的遙遠。回到歐巴馬的發言及藝術史教授的回應，或許正是因為大眾看不到這項學科的生活性，以致於忽略了它的價值。前陣子與朋友聊天時，我們都同意若無法把自己的研究以簡單的方式向不同領域的人說明，實在是自己的問題。要如何平衡、如何參與、如何應用，則更是學習不完的功課。


(原刊載於《藝術家》雜誌467期2014年4月號)

波士頓馬拉松爆炸案後藝術界的回應

《波士頓》雜誌的5月號封面是對馬拉松爆炸案的回應

4月15日星期一下午2時45分左右，兩起爆炸發生於波士頓街頭，打破了原本美麗歡樂的下午，也中斷了一年一度的馬拉松盛事。

開始於1897年的波士頓馬拉松，是現今全世界歷史最悠久的馬拉松盛會，每年吸引了來自全球的參與者。想當然，周圍總是聚集了數不盡的觀看者，也因此成為人口密度極高的活動。

這件造成三人死亡、至少兩百人受傷的悲劇，在發生的那一刻，消息立即傳遍了美國各地。除了電視及網路的報導之外，親人、朋友也透過各種通訊方式傳送消息。而在一連串新聞媒體所播放的爆炸現場混亂畫面之中，最令人心痛的影像，莫過於一張張恐慌、不解的臉龐，以及一位位遭到炸彈波及的傷患。如此場景，不禁將十二年前發生於紐約的九一一事件拉回腦海之中。事發當下，沒有人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只知道趕緊逃命。在警方尚未調查出事件始末之前，人們也很自然地聯想到恐怖攻擊。

恐怖攻擊與否，或許還是其次。無論是國際組織的龐大計畫，或是兩兄弟的過份玩笑，這起事件都在波士頓留下了難以抹滅的創傷。若說其在整個美東留下陰影，似乎也不過分，至少在東北部，好像每個人都與波士頓有某種連結──或許曾經以波士頓為家，或許在波士頓有熟識的人，甚至或許有朋友參與了這次的馬拉松。在這樣的哀傷之中，藝術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藝術界又能如何回應？

●安慰、避難、平靜之處
最早做出回應的，是波士頓美術館及波士頓當代美術館。星期一事件發生，兩間美術館立即宣布隔天提供民眾免費參觀，而伊莎貝拉‧史都華‧嘉納美術館（Isabella Stewart Gardner Museum）也隨即跟進，於星期三免費開放。如此的做法，讓人想起九一一事件之後，一些位於紐約的美術館即做出同樣的決定，也實際達到撫慰人心的效果。「呈現美麗與安慰」、「提醒我們最平凡的事物組成並愉悅我們的生活，且透過藝術延續下來」是當時這些藝術品及美術館所獲得的回饋。本次波士頓美術館為了「在此痛苦時期尋找安緩之處的民眾」而開放，館長羅傑斯（Malcolm Rogers）表示：「我們希望成為安慰、避難及平靜之處，」也希望民眾了解「波士頓美術館持續是撫慰的空間，也是社群的場所，在這裡，藝術能超越悲痛。」星期二當天，約有兩千位民眾參觀了波士頓美術館。

紐約大都會美術館也做出實際行動。爆炸案發生數小時之內，館長康貝爾（Thomas P. Campbell）即聯絡波士頓美術館館長，建議出借館藏至波士頓展出。經過討論，大都會美術館選出三件繪畫──荷馬（Winslow Homer）的〈東北風〉（1895）、萊頓（Frederic, Lord Leighton）的〈眼淚〉（1894-1895），以及馬奈的〈莫內家庭在他們阿讓特依的花園〉（1874）。這三件作品反映了過去幾個星期以來，波士頓所經歷的情緒──從暴風雨帶來的混亂，到居民的傷痛，再到喜悅及將來更美好日子的承諾。雖然作品數量不多，但是從其中所帶有的含意，也足以顯示大都會美術館的用心。

波士頓美術館於五月的最後一個週末，也就是陣亡將士紀念日長週末，開始展出這三件大都會美術館的館藏。除此之外，在這個免費入館的長週末，美術館也展示了〈帶著愛獻給波士頓〉拼布作品。爆炸案發生之後，一位加拿大拼布藝術家發起活動，透過網路社群號召世界各地的拼布藝術家共同創作。超過一千七百片來自美國、加拿大、英國、愛爾蘭、法國、澳洲、日本、南非等地的方型布塊，如同旗幟一般懸掛在美術館大廳之中，每一片布塊皆傳遞了和平與希望的訊息，拼接起來更是如同集氣般帶著強大的安慰力量。參觀美術館的民眾也在這個週末以創作表達對於波士頓的愛，蓋滿了館內玻璃牆上的繪畫及圖像，共同形成拼貼作品〈波士頓我愛〉，其中許多都是由孩童完成的剪貼、繪畫。這個三天的週末假期，共有將近三萬名民眾進入波士頓美術館，平均一小時一千四百位民眾的數目，創下近五十年以來的紀錄，這樣的數字多多少少說明了美術館所提供的活動對於民眾的意義。

●鼓舞人心的圖像
掃過書店內的雜誌架，很難不注意到五月號的《波士頓》雜誌。由上百雙布鞋排成的愛心形狀佔滿了雜誌封面，中心寫著「我們將完成賽跑」。短短的幾個字，卻傳達了無限的決心。

《波士頓》雜誌社距離爆炸現場僅數個街區，事發當天，五月號雜誌已進入最後校稿階段，但編輯部意識到他們必須更換原本的封面，也必須以爆炸案相關文章取代其中一則專輯故事。在短暫的集思廣益後，美術編輯提出了新的封面構想，主編也隨即決定將參賽者的故事集合而成「我們所穿的鞋」專輯。於是，雜誌社透過網路社群及私下的聯絡，向參賽者暫借布鞋，同時對他們進行訪談。三天之後，這張以六十雙布鞋排出的愛心封面拍攝完成，專輯也順利產生。

主編事後表示，這張封面呈現了兩件事：堅持與團結。照片中的每雙鞋本身都平凡又微小，但集合起來，卻創造出美麗、強大又鼓舞人心的影像。這樣的概念不僅展現在圖像本身，甚至是圖像的完成過程，都動員了許多認識及不認識的人。雜誌出刊後，得到極大的迴響。《波士頓》雜誌社也決定印製海報，並將收入捐給政府設立給傷患家屬的「波士頓一基金」。

●藝術的治療力量
響應「波士頓一基金」的，自然也包括藝術家。日前有些藝術家發起捐贈作品義賣的活動，為傷患家屬募款。

藝術可以募款，然而，更值得提起的是藝術的療癒功能。如同美術館提供民眾一處親近藝術的空間一般，藝術團體也發起共同創作的活動。4月底在波士頓區域海灘的「為和平而畫」活動，目的即是幫助當地孩童面對爆炸案的悲劇。在這兩天內，許多孩童蹲跪在長100英呎的壁紙前方，以壓克力顏料作畫。組織團體表示：「孩子有很多話要說，但是很多都超越文字，只有圖畫才能表達。」對孩童是如此，對成年人或許也是。從九一一事件發生至今，影響依然清晰可見，許多藝術家曾經以作品直接或間接地反映這個事件，並透過創作過程處理情緒、治療傷痛。這次的馬拉松爆炸案，想必也會以類似的角色，潛入藝術家的創作之中。

波士頓馬拉松爆炸案之後，許多相關討論及議題也隨之而起。法律的、政策的、種族的、宗教的……等等，從不同的角度帶出不同的立場及看法，也往往帶出情緒性的爭論。在眾多紛雜的聲音之中，藝術可以不是沉默的，至少其安慰與治療的力量，能夠超越台面上的混亂，給予最基本的平靜與沉澱。


(原刊載於《藝術家》雜誌458期2013年7月號)

周遭的不適與愉悅 ——紐約現代美術館展出歐登伯格早期作品

歐登伯格　糕點櫃I　1961-1962　52.7×76.5×37.3 cm　紐約現代美術館藏

提到歐登伯格（Claes Oldenburg），浮出腦海的想必是許多公共雕塑。無論是立於耶魯校園內的〈牽引車上（升起的）口紅〉、費城市政府前的〈曬衣夾〉、耶路撒冷以色列博物館外的〈蘋果核〉，以至於兩年前在費城賓州美術學院廣場立起的〈繪畫火炬〉，都是歐登伯格的知名作品，也都在完成之時獲得褒貶不一的評論。然而，歐登伯格事實上是以繪畫開始他的創作生涯的。1956年當他從芝加哥搬到紐約之時，原本希望以畫家的身分闖出名聲，卻在幾年後改變心意，決定走上雕塑創作之路。他當時想，只有前所未見的雕塑，才能顛覆那個時代的藝術。這樣的決定，帶出了20世紀最大膽又具爭議性的一群雕塑作品。

1960年可謂歐登伯格的創作轉捩點，那時的他，開始以日常生活的物件為創作主題，改變了雕塑領域的概念。今年夏季，紐約現代美術館推出「克勞斯．歐登伯格：街道與店面」及「克勞斯．歐登伯格：老鼠博物館與死光槍廂房」大展，以超過一百五十件作品，呈現歐登伯格初入普普藝術之時的創作。

●下東區的街景
將近六十年前，歐登伯格搬到許多藝術家居住的紐約下東區，也就是所謂的「東村」。這個區域充滿了來自各地的移民，給予混雜、髒亂的印象，是紐約上城區的居民不願意與其混唯一談的。歐登伯格卻在這樣的環境中找到創作的靈感，他說：「城市是非常值得享受的地景——如果你住在城市中，這更是完全必要。灰塵擁有深度及美感。」1960年，他使用從垃圾堆撿來的厚紙板、報紙、抹布、鋼絲等媒材，並配上牆壁塗鴉的顏料，創作第一個雕塑系列「街道」，其中包含了汽車、標示牌、流浪漢、街頭女孩、槍……等各種形象。透過撕、剪、揉等創作過程，這些作品反映了下東區的骯髒、貧窮景象，或許部分屬實，也或許部分屬於人們的刻板印象。在歐登伯格的創作及裝置之下，展示「街道」系列的空間儼然傳遞了下東區的街頭氛圍，雖然具有消沉的色調與氣氛，卻也帶著生動的描繪。對於這件作品，歐登伯格表示：「街道總有自己的生命，充滿了戲劇般的構圖。」

「街道」系列是歐登伯格創作的極大轉折，他說：「1958年，我仍在創作如馬奈一般的繪畫。同時，我也做了一些『變質』的東西。後來有一個展覽機會，我選擇了展出後者，自此，我就再也沒有畫畫了。」

●是藝術，也是店面
相較於「街道」系列的暗陳色調，「店面」系列有著明顯的不同。1961年，歐登伯格租下東村的一間店面，把整個空間轉化為向大眾開放的藝術裝置作品。這間名為「死光槍製造公司」的店面擺滿了以食物及服飾為主題的雕塑作品，包括漢堡、三明治、甜點、水果、汽水、襯衫、領帶、內衣等，大部分都是棉布塗上石膏，再以瓷漆上色，皺巴巴的表面及滴流的顏料製造出非高級品的效果，有些甚至到達令人皺眉的噁心感。這個空間不僅是藝術裝置，也是實際的店面。歐登伯格為每件物品標價——以藝術品的標準標價，每件物品都是販售品。雖然這個系列的作品都是食物或服飾，歐登伯格卻只把它們看作藝術品，他說：「這些物品的唯一功能就是單純的藝術，我首先做的，就是移除作品任何的功能性。有人問我為什麼要做漢堡，我回覆，這些不是漢堡，是藝術品！」

「店面」系列同樣展現了歐登伯格對於周遭環境的興趣，「食物和服飾都是日常生活物件，」他如此說道，「藝術和糕點都是令人愉悅的物品，如果把兩者放在一起，則成為雙倍的愉悅！」這個系列同時也預示了歐登伯格日後的大型雕塑創作。展場中的〈地板漢堡〉直徑將近215公分，〈地板冰淇淋蛋捲筒〉長超過345公分，而〈地板蛋糕〉則長超過290公分，三者的主要媒材都是填塞海綿橡膠的帆布。

●孩童般的收集僻
「街道」及「店面」呈現了歐登伯格1960年代初的創作，〈老鼠博物館〉及〈死光槍廂房〉則帶著觀眾到達1970年代。1972年，歐登伯格於德國卡塞爾文件展展出〈老鼠博物館〉。從高處往下望，〈老鼠博物館〉的外觀有如一隻黑色的老鼠，兩片大大的耳朵及一條尾巴尤其突顯老鼠的特徵。走進內部，狹小的走道兩旁玻璃櫃中，密密麻麻陳列了各種小物件。這三百八十五件陳列品，包括了五金用品、小型玩具、紀念商品、香菸等，多是引發歐登伯格創作靈感的物件，或是他的實驗性創作。雖然這些物件看起來十分隨機也似乎毫無規則，但歐登伯格說道：「我必須強調，我非常有選擇性。〈老鼠博物館〉裡的物品都是經過謹慎挑選及安排的。」如此的迷你博物館，透露了他的收集僻，也看出他對於日常生活物件的著迷。

〈老鼠博物館〉旁的〈死光槍廂房〉則有著手槍般的外型。不同於〈老鼠博物館〉包含了各式各樣的物品，這件1977年的作品則陳列了兩百五十八件「死光槍」樣品，其中有鮮豔的玩具槍，也有形狀如手槍的木頭或金屬現成物，只要外型符合典型手槍的形狀，就被收集至〈死光槍廂房〉內。這兩件作品，都模糊了日常物品及博物館展品的界線。

●日常物品與藝術
現年八十四歲的歐登伯格，是少數仍然在世並持續創作的普普藝術元老。當時的同好，如安迪．沃荷、李奇登斯坦、勞生柏、傑斯帕．瓊斯等藝術家，都開所謂高級藝術的玩笑，進而推捧美國商業文化的影像。那時是紐約藝術景象轉變的年代，抽象表現主義漸漸地衰微，許多藝術家開始進行跨領域的創作，如與舞者或導演合作，創作偶發藝術作品。歐登伯格也嘗試不同的創作方式，並使用非傳統的創作媒材。

無論是1960年代的「街道」及「店面」，或是1970年代的〈老鼠博物館〉及〈死光槍廂房〉，都展現出歐登伯格對於身邊事物的興趣，也模糊了高低藝術的界線。他表示：「我所有的作品，都是依著我與周遭環境的關係而創作的。」這些作品不僅反映了現實，也傳達了些許的童趣，觀眾則於此透過歐登伯格的眼睛看世界。


(原刊載於《藝術家》雜誌457期2013年6月號)

從傳播媒體到創作媒材 ——史密森美國藝術館「白南準：全球夢想家」

白南準　電子超級高速公路：美國本土、阿拉斯加、夏威夷　1995　史密森美國藝術館藏

「我寧可墮落，也不要重複那崇高的極點。」白南準（1932-2006）在一次訪談中如此說道。想必是因為這樣的想法，讓這位對於20世紀後期影響極大的藝術家，在創作上不斷地突破與創新。華府史密森美國藝術館目前推出「白南準：全球夢想家」，呈現白南準一路以來的創作歷程，除了自1960年代至接近他生命尾端的作品之外，也展出許多私人的文件及紀錄，追朔他的思考過程。2000年，紐約古根漢美術館舉辦了一次白南準回顧展，也是他生前的最後一次回顧展。與古根漢展覽不同的，是本次的展覽包含了大量來自「白南準檔案」的作品及物件。所謂的「白南準檔案」，是2009年史密森美國藝術館自白南準親人處獲贈一批作品及檔案而設立的，因此其中擁有許多從未公開展出的文字、錄像、草稿，以及收藏物等。

出生於韓國的白南準，於1950年代先後在日本東京大學及德國慕尼黑大學攻讀音樂學位。除了他的論文研究對象——作曲家荀白克之外，白南準也受到史托克豪森（Karlheinz Stockhausen）、約翰．凱吉、約瑟．波依斯等音樂家及藝術家的影響。1964年，白南準搬遷至紐約，並終生居住於此。他在當時的前衛藝術運動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與約翰．凱吉、小野洋子等藝術家多有交流，並共同進行創作活動。

在現今的藝術創作中，多媒體作品無所不在，無論是錄像、網路、互動裝置、平板電腦等，已不再是稀有的媒材與形式。然而，如同所有的創作一般，首先看到這項趨勢並加以運用的人，往往最具革命性及代表性。回溯電視剛開始普遍進入美國家庭的1950年代，白南準便已經詢問：「何時電視會充滿整個美術館？」他也曾說：「電視比底片或繪畫更多地呈現環境的本質。事實上，電視（它微小電子的隨機運動）即是今日的環境。」白南準的姪子Ken Hakuta回憶道，剛搬到日本時，他們家擁有全村唯一的電視，白南準也初次接觸到攝影機，這在當時的村莊裡，可謂十分高科技的家庭。日後，白南準常帶回最新的錄影設備，並做各種實驗性的拍攝，他在紐約的家中也堆置著許多電視機，這都成為他創作的元素。

走入「白南準：全球夢想家」的展場，出現在右前方的是〈石頭佛祖／燒焦的電視〉及〈電視佛祖〉。這兩件1982年的作品，皆以佛像及電視螢幕為主要組成成份。於〈電視佛祖〉，一尊佛祖坐像面對著一面埋在土裡的電視螢幕，螢幕後方架著一座攝影機，正對著佛像，將佛像的影像傳至螢幕。換句話說，佛像正不停地望著自己的影像。於〈石頭佛祖／燒焦的電視〉，一尊佛像面對著燒得焦黑變形的電視螢幕，周圍沒有任何電線。不遠處 的〈電視羅丹〉（1982），則是一尊小型的〈沉思者〉複製品從一台Sony Watchman看著自己的影像。由於這三件作品首次於惠特尼美術館一起展出，因此也稱為「惠特尼佛祖複合物件」，冥想、沉思現代科技的意味在其中表現無遺。

曾經主修音樂的白南準，常與前衛音樂家合作。1971年，他以三台電視螢幕、樹脂玻璃、木板及弦線組成大提琴的形狀，由音樂家夏洛特．摩兒曼（Charlotte Moorman）進行演出。演出之時，螢幕上播放著摩兒曼演奏實際大提琴的影像。在一次訪談之中，摩兒曼稱這件〈電視大提琴〉為「1600年以來，大提琴的首次躍進」。摩兒曼也曾經穿戴著白南準創作的〈電視胸罩〉（1969）演出。所謂的〈電視胸罩〉，是以兩台牽著電線的小型電視螢幕、樹脂玻璃及透明膠帶組成的作品。摩兒曼演出之時，兩台螢幕即播放著她演奏大提琴的影像。這件作品可謂白南準「將科技人性化」的努力，他以電視這般公眾的媒體做出貼身的衣物，希望轉變大眾對於科技的觀感。而展場的另一角，則懸掛著〈無題（準備好的畫卷）〉（1969／1974）。在一張繪有女性彈奏古箏的古代畫卷上，白南準貼上了摩兒曼穿著〈電視胸罩〉演奏大提琴的照片，古今相異的演奏畫面，形成有趣的對照。

白南準不僅使用電視螢幕播放影像，他也利用螢幕的物理特性創作。1965年的〈磁鐵電視〉不外乎是一台電視螢幕及一塊磁鐵。放在電視上方磁力強大的磁鐵，在黑色螢幕上造成一塊白色的抽象圖樣，磁鐵的位置每天移動變化，則在螢幕上形成不同的圖樣。白南準以簡單的兩項物件，創作了能夠隨時變化的影像，而當觀者移動磁鐵的同時，也參與了創作的過程。

展場的中央地面上，有著一塊如同叢林一般的區域。裝置作品〈電視花園〉（1974）由電視與熱帶植物組成──大約三十台尺寸不同的電視，螢幕朝上散置在一片綠色植物之間，而每台電視不同步地反覆播放著白南準的錄像〈全球紋道〉。在昏暗的燈光下，閃爍的電視螢幕好似綠色植物之間的花朵一般，特別吸引觀眾的目光。這部1973年完成、將近三十分鐘的錄像，以這樣的一句話開始：「這是對於明日影像視景的一瞥，那時候你可以轉到地球上的任何電視台，而電視頻道指南則會像曼哈頓電話簿一樣厚。」如此大膽預言未來全球通訊及媒體滲透生活的影片，與繁密的綠色植物放在一起，更顯示出電視無所不在、如叢林植物般不停生長的意象。無論〈全球紋道〉或〈電視花園〉，都是媒體藝術史上具有標誌性意義的創作與預測，也充分表現了白南準的創作思維與方向。

1995年，白南準做了一件大型影像裝置作品〈電子超級高速公路：美國本土、阿拉斯加、夏威夷〉，獻給他視為第二個祖國的美國。這件作品以霓虹燈管框架出美國的五十州，每州的領土區域內，都放有尺寸及數目不同的電視螢幕，各州的螢幕上播放著不同的影像，有些是電視節目、有些則如蒙太奇般快速閃過影像。這些讓人眼花撩亂的影像，各呈現著白南準與該州的連結與對其的聯想：其中有透過藝術家朋友與當地的關係，如麻州播放了約翰．凱吉的演出片段；也有經典電影或知名影像，如堪薩斯州的〈綠野仙蹤〉片段，以及密西西比州的蒸氣船影像；更有重要事件的紀錄，如馬丁路德金在阿拉巴馬州爭取民權演講的黑白影像紀錄；而一台小型攝影機則拍攝著觀者的影像，隨即傳送到代表華府的小型螢幕上，使觀者成為作品的一部分。這件以三百卅六台電視螢幕、五十台錄放影機，以及大量電線與燈管架出的作品，不僅傳遞了白南準與美國的連結，其實也呈現了大眾對於美國各州的印象，每位觀者都可以找到與自身有所連結的片段。

除了諸多以電視為創作媒材的作品之外，展場中的平面作品則透露出白南準較為私下的一面。布滿整個牆面的〈無題（報紙塗鴉）〉，是一系列1990年代的塗鴉。白南準有每天買報紙的習慣，而閱讀報紙時，他也順便以彩色蠟筆在其上作畫，做為對於新聞報導的回應。這些有時具有具體形象、有時只是雜亂線條的塗鴉，令人不禁想起小學生在課本上的塗鴉。另一面牆，則散掛著卅二件大約20×25公分的小型油畫〈繪畫著作〉（1975），每一件都以電視螢幕為主題。將電視螢幕利用為藝術創作媒材的白南準，也將它們的典型形狀呈現在油畫這項傳統媒材上。而每件繪畫的色彩、顏料厚度都不同，傳達出各不相同的氛圍，似乎也表示了螢幕所能呈現的多變特性。

「白南準：全球夢想家」不僅展示了白南準的重要創作，也透過私人文件呈現他對於科技、歷史及哲學的高度興趣。白南準在影像媒體開始普遍之初，便看到媒體連結全球人民的潛力，也知道它會完全轉變人類的生活型態，更進一步使用它做為藝術創作的媒材。擁有如此的遠見，白南準被譽為「錄像藝術之父」實不為過。


(原刊載於《藝術家》雜誌456期2013年5月號)

大都會美術館新美國展廳盛大開幕

洛伊茲的〈華盛頓跨越德拉瓦河〉展示於大都會美術館新美國展廳的主要展廳

自從十年前開始的整修工程，紐約大都會美術館的美國展廳就處於部分開放的狀態。今年1月中，新美國展廳盛大開幕，全新的展覽空間及布展方式，呈現美國18世紀至20世紀初的藝術史，也提供更好的觀展路線。

新美國展廳擁有近2800平方公尺的空間，分為廿六間展廳，展出近一萬七千件作品。繪畫、雕塑、家具、銀器等展品，以編年的方式，從美國殖民時期肖像開始依序展示，同時也配合時代主題，發展出一條故事線，呈現美國獨立、內戰、拓荒等精神，以及重要的藝術群體。

大都會美術館擁有豐富的美國早期藝術藏品，其中自然不乏多位著名藝術家的作品，包括描繪殖民時期中產階級肖像的科普利（John Singleton Copley）、以繪畫美國首位總統華盛頓出名的史都華（Gilbert Stuart）、風景畫家荷馬（Winslow Homer）、寫實畫家艾金斯（Thomas Eakins）、生前便享譽國際的肖像畫家沙金（John Singer Sargent）、女性畫家卡莎特（Mary Cassatte）等，皆有多件作品於展出之列。展區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便是位於主要展廳的〈華盛頓跨越德拉瓦河〉（1851），這件洛伊茲（Emanuel Gottlieb Leutze）的畫作於前一陣子修復完成，它描繪了美國獨立戰爭的一個重要轉捩點，由於畫作尺寸及其所傳達的愛國主義精神，使其成為美國藝術史上曝光率最高的作品之一，展示於美國展廳的中心位置，似乎也帶起美國民主制度得來不易的聯想。

分布於展廳之中的雕塑也同樣配合主題，從早期的顯貴及政治人物，到西部牛仔及印地安人等，從各個面向呈現美國歷史及精神。


（原文刊載於《藝術家》雜誌442期2012年3月號）

消失了，卻依舊存在 ——紐約現代美術館附館PS1「9月11日」特展

「9月11日」展場一隅，此為席格爾的〈公園長凳上的女人〉及海恩斯的〈無題〉。

兩架飛機撞上紐約世貿雙子星大樓的新聞畫面仍歷歷在目，轉眼間，十年已經過去了。「九一一事件」對於美國的影響之大，即使不在美國境內也能略為感受到，這幾年間，美國的政治、軍事、國家安全等政策都圍繞著這個事件而運作。而對於親身經歷此次災難的紐約民眾來說，「九一一事件」更是一段無法抹滅的共同記憶，也似乎滲透了每個人的想法及生活。於十週年之際，紐約各處充滿了紀念活動，許多博物館也紛紛推出相關的展覽。紐約現代美術館附館PS1推出的特展「9月11日」，便以一個「後九一一」的角度觀看過去五十年的藝術，展覽中的將近七十件作品大多是「九一一事件」之前的創作，但當它們在如此的主題及文本之下展出時，更可反映出這個攻擊事件如何改變了人們觀看及經驗世界的態度。

●直接與間接的聯想
提道「九一一事件」，最直接的聯想不外乎兩座高樓。凱茲（Alex Katz）的油彩作品〈10:00 AM〉（1994）在淺綠色的背景之上，隱隱約約看到兩道垂直的灰藍影像，就好像在霧中的兩座高樓及其倒影一般，若影若現的表現，產生一種虛幻及不穩定的感覺。擴大一些來說，整個紐約下城區也是「九一一事件」的直接聯想。皮爾森（John Pilson）的攝影作品「空位期」系列（1998-2000）是一張張紐約下城區辦公室生活的黑白照片。皮爾森當時在一家銀行做週末班及晚班，上班時間多為兩個忙碌時段的中空期，他的作品也因此記錄了少見的寧靜下城區。無論是辦公室內部，或是從窗戶向外望去的一片高樓大廈，這種過份的安靜呈現了一種生命被抽離的缺少感。傳達同樣訊息的，尚有曼德茲（Harold Mendez）的裝置作品〈當時比亂糟糟的生活還要好？〉及〈沒有任何事情能預防任何事情〉（2007-9）。這兩件作品在門的兩側，如同使用許久的公布欄般布滿了釘書針、釘痕及零星的碎紙片，只是上面一張海報也沒有，激起了強烈的缺少感。而馬塔—克拉克（Gordon Matta-Clark）的錄像〈城市銀光〉（1976）是從雙子星大樓拍攝的下城區景象，同樣的觀看角度已難以重新取得。

中央展廳展示著兩件力量強大的作品。席格爾（George Segal）的〈公園長凳上的女人〉（1998）為一銅雕作品，坐在長凳上的女人全身灰白，就好像被一層塵埃覆蓋著。如此的表現，讓人立刻想到攻擊事件當天，路上行人籠罩在破瓦殘礫中的景象。雖然作品中的女人平靜地坐在長凳上，但是卻給予觀者一種不安定的感覺，而她被擺放在展廳最前端的一塊拱形凹壁中，更引起祭壇般的聯想。前方的地板上，海恩斯（Roger Hiorns）的〈無題〉（2008）覆蓋著大半個展廳。初看這件作品，很容易想到與前一件作品類似的灰塵殘骸的連結，而在得知作品媒材為磨成粉狀的客機引擎後，似乎又多了一層聯想。兩件作品放在一起展出，彼此之間產生緊密的對話。

很顯然地，「九一一事件」激起了美國民眾的愛國主義，原本就四處飛揚的星條旗，更成了重要的愛國象徵，也似乎與自由、反恐等概念畫上等號。藍、白、紅三種顏色放在一起，自然而然產生國旗的聯想。克魯格（Barbara Kruger）的〈無題（問題）〉（1991）以白色文字取代國旗上的白色線條及星星，對於權威及權力提出質疑，這件在90年代探討愛國主義及美國價值的作品，放在恐怖攻擊的文本內，似乎也格外相合。對面牆上掛著特拉可（Rosemarie Trockel）的〈無題〉，由藍、白、紅線編織的一塊布料及垂在地上的三團線球，雖沒有明顯的圖樣，作品原意也非國旗，卻很自然地讓觀眾想到被拆解、混亂的星條旗。同一展廳的地板上，克里斯多（Christo）的〈紅包裹〉（1968）有如裹屍布一般，包裹隱藏著不知名的人物或物件。連帶著災難、犧牲者而來的，是祭壇的呈現。尼爾森（Mike Nelson）的裝置作品〈無題（聖壇）〉（2009）蒐集了來自世界不同地點的物件，連結了不同的文化，其中也包括美國與阿拉伯世界。而位於美術館外，距離兩個街區的一個街角上，擺放著許多圖片、蠟燭、花朵、布娃娃等物品，這是赫西宏（Thomas Hirschhorn）為紀念荷蘭畫家蒙德里安而創作的〈蒙德里安祭壇〉（1997），然而，於路邊擺放紀念物品的情景，正如「九一一事件」過後，在紐約街頭（特別是消防局前）出現的許多路邊祭壇一般，紀念著犧牲者及救災英雄。

布滿了一整個展廳的〈索引：暴亂、抗議、哀悼及紀念（2000年1月至2002年7月的報紙報導）〉（2003）可謂最清楚地表現了人們的投射心理。初走入展廳，看見牆上一張張的新聞照片，有遊行、有悼念、有人流淚、有人祈禱，聯想到「九一一事件」是再自然不過了。然而，事實上，這些照片是荷蘭藝術家羅依（Willem de Rooij）利用兩年半的時間蒐集了世界各地災難事件的新聞報紙，把其中的相片剪下、集合而成的，「九一一事件」只是其中的一個環節罷了。而展廳中間的板凳上，則擺放著一本索引書，每一張照片都可以找到對應的新聞文字。因此在閱讀索引之前，看到的是從文本中抽離的照片，而對照索引之後，才能了解每張照片的真實拍攝時間及主題。從這件作品看來，人們面對災難的反應其實很多時候是很相似的，只是每個人的經歷不同，看到照片後聯想到的或許會是不同的事件。

本次展覽中，唯一直接針對「九一一事件」回應的作品，是凱利（Ellsworth Kelly）的〈歸零地〉（2003）。雙子星大樓倒塌後，各方就不斷地討論這個區域的重建計畫，而凱利立即的想法，便是讓這裡成為一塊長滿綠草的土墩，雖然他當時沒有提出，但其他幾位藝術家及建築師也曾提出類似的想法。2003年8月，當他看到《紐約時報》刊出的一張歸零地空照圖時，興奮地以此照片為素材，貼上一塊不規則四邊形的綠色紙片，完成一件拼貼作品、簽了名，並寄給《紐約時報》的建築評論。這件看似簡單的作品，之所以擁有十分強大的效果，有幾項原因。首先，許多紐約人在處理這起攻擊事件帶來的創傷時，選擇在自己與事件之間築起某種距離或隔閡，而〈歸零地〉上的綠色紙片或其象徵的綠草土墩，很直接地覆蓋了這塊傷痛之地。其次，這件作品就好像死亡與重生的結合，一方面它有著如同墓地般的土墩，另一方面，又有著象徵生命延續的草地，凱利甚至提議種植不同的植物，土地的顏色也會隨著改變。而極簡的表現更是美國藝術史上重要的一塊，〈歸零地〉提供了強烈的視覺經驗，也呼應了凱利早些年前的創作。

●經驗投射的觀看
無論是位於現場或是透過新聞的播送，估計目睹「九一一事件」的人口超過了十億人，它或許是這個時代最熟悉的災難畫面了。而特展「9月11日」即突顯出人們確實不自覺地將自己的經歷投射在藝術觀看中。簡單來說，這個攻擊事件似乎在人們的腦海中揮之不去，以至於看到任何相關的影像，都可能聯想到這個事件，也因此是個十分主觀的體會。策展人依利（Peter Eleey）說道：「即使兩座大樓不在了，我們仍舊在各處看到它們實際或隱喻的存在。」這句話貼切地囊括了整個展覽。此展展至明年1月9日。



（原文刊載於《藝術家》雜誌439期2011年12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