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ladelphia Museum of Art Presents the Surrealists from Its Collection

The Surrealists: Works from the Collection begins with a living room-like setting.

The Surrealists: Works from the Collection, currently on view at the Philadelphia Museum of Art, highlights some of the less visible works in the museum’s collection. It uncovers artists that were rarely shown, as well as less-known works by some big names, such as collages by Jean Arp and Joan Miró’s sculpture Object (1932).

André Breton, who wrote the manifesto in 1924, believed that Surrealism could start a revolution. By exploring dreams, taboos, and the subconscious, artists challenged rational thoughts and traditional norms. As one of the most diverse groups and longest movements in the last century, Surrealism did not have a single look and a central concern. The artists practiced their own styles in response to the circumstances. “It is all about diversity and individuality,” said John Vick, the curator of the exhibition.

Beginning from the Parisian origins of the Surrealist movement, the first gallery presents works that played with the idea of chance. Artists experimented with a variety of approaches in order to obtain unexpected results. Max Ernst would scrape color pigments on the canvas and see what comes out of it. Animal Caught in a Trap (1929) by André Masson is an example of automatic painting. In both cases, the artists would take more active roles only after the paints reveal themselves as more obvious forms.

With the outbreak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the center of the Surrealist movement shifted to New York. Dorothea Tanning’s self-portrait Birthday (1942) created a sense of strangeness with the exotic garb, the fantastic creature, and the never-ending recession of doors. Philadelphia-born artists, such as Man Ray and Leon Kelly, also explored the realm of the surreal through various media. Motifs relating to body and nature, such as eyes, animals, and insects, became more and more prevalent.

“This is a case where we shop in our own closet,” said Matthew Affron, the museum’s newly arrived curator of modern art, “and luckily, our closet is fantastic.” The Surrealists: Works from the Collection is on view through March 2, 2014.

藝術、情感與鄉愁——費城美術館展出「窗外的巴黎：馬克．夏卡爾與他的圈子」

夏卡爾　窗外的巴黎　1913　油彩畫布　135.8x141.4cm

今年費城國際藝術節的主題城市為1911至1920年的巴黎，4月一連串的藝文活動，讓費城充滿了濃濃的巴黎味，而其中打頭陣的，便是3月初於費城美術館開幕的特展「窗外的巴黎：馬克．夏卡爾與他的圈子」。這個展覽以大約四十件繪畫及雕塑，呈現夏卡爾於1910年至1920年間的作品，以及同時期在巴黎的藝術家的作品，透過這些繪畫及雕塑，傳達出當時巴黎藝文圈的氛圍。

●刺激與創作
20世紀初期，巴黎成為世界的文化中心，其自由、現代的風氣吸引了眾多藝術家、音樂家、作家、舞蹈家等藝文工作者前往發展，而夏卡爾便是其中之一。1911年，猶太裔的夏卡爾從他生長的俄國搬遷至法國，居住在巴黎南邊的蒙帕納斯區，在這個充滿藝術家、畫廊、咖啡廳的區域，夏卡爾創作了好些代表作，例如〈三點半（詩人）〉描繪的是時常於早晨造訪夏卡爾工作室、喝咖啡的俄國詩人麥金（Mazin），詩人上下顛倒的頭，很可能是猶太用語「轉動的頭」的視覺表現，象徵暈眩或理智與瘋狂交界的狀態，就有如半夜三點半寫作靈感源源不絕的情況。此時，對夏卡爾影響最大的，是法國畫家德洛涅（Robert Delaunay），不管是色彩或構圖都透露出兩者的相似性，就如〈窗外的巴黎〉這件作品，靈感來自德洛涅的一系列巴黎鐵塔作品，不過在夏卡爾的作品中，巴黎鐵塔縮小到僅佔有畫面的一部分，其他的空間則由貓、上下顛倒的火車、以降落傘從天降下的人、倒下的男女等圖樣填滿，這些如夢般的元素常取自於夏卡爾的回憶或想像，為作品增添謎樣般的氛圍。很顯然地，夏卡爾受到了當時正發展盛行的立體主義的影響，然而，他不僅僅學習立體主義的畫法，更結合了俄國的藝術及本身家庭的猶太背景，創造出屬於自己的風格。

到達巴黎不久後，夏卡爾搬入一棟被稱為「蜂巢」（La Ruche）的三層樓建築，這棟建築的名稱來自於其圓柱形的外觀架構及如蜂窩般的內部格局，以樓梯為中心，一百四十間擁有大片窗戶的工作室向外放射，建築者、法國雕刻家布欣（Alfred Boucher）以便宜的價錢出租給藝術家，夏卡爾便租下三樓的一間工作室，在此住了三年。當時，「蜂巢」已居住了許多從東歐到巴黎的藝術家，如勒澤、莫迪利亞尼、利普西茲、蘇丁（Chaim Soutine）、奇斯林（Moise Kisling）、柴金（Ossip Zadkine）……等，他們從故鄉嚴格的學院訓練中解放，在巴黎經驗活躍的藝術交流及眾多的展覽機會。如同夏卡爾，他們許多也都是猶太裔藝術家，在此體會到社會對於宗教的開放態度，遠離了家鄉對於他們的宗教及種族迫害。在這樣的環境下，夏卡爾的創作受到更多刺激，〈給我的未婚妻〉採用「美女與野獸」的原型主題，融合了神話的牛頭人身角色及基督教聖母受孕的意象，讓作品充滿不同的解讀方式。

夏卡爾搬遷至巴黎的前兩年，由達吉里夫（Sergei Diaghilev）創辦的俄羅斯芭蕾歌劇製作公司「俄羅斯芭蕾」讓巴黎陷入瘋狂，他們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結合了現代音樂、舞蹈及舞台和服裝設計，讓演出充滿了異國情調，把觀眾帶入想像、熱情及美的世界，同時也促使各個領域前衛藝術的實驗性合作。夏卡爾自然沒有在這股風潮中缺席，從他鮮明的色彩及奇異的主題便可看出其所受到的影響，他也曾參與芭蕾舞劇「納西瑟斯」的道具設計。

1914年夏天，在柏林的一次個展穩固了夏卡爾身為前衛藝術家的國際地位。出席展覽開幕後，他決定回到俄國一小段時間，然而當他在故鄉維台普斯克與家人相處時，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使他沒辦法回到巴黎。夏卡爾此時的繪畫帶有許多自己文化背景的象徵，〈維台普斯克上方〉中，一位年老乞丐飄遊在城鎮上方，讓一句形容乞丐的猶太俗語充滿了夢境般的意象。1915年，夏卡爾與貝拉結婚後搬至聖彼得堡，並在一處軍事辦公室擔任櫃台人員，以避免被徵召入俄國軍隊。於此同時，他所積極參與的聖彼得堡猶太藝術推廣協會委託他創作一系列大型壁畫，以猶太節慶為主題，繪畫在城內主要猶太會堂旁的中學牆上。因此，夏卡爾白天在辦公室工作，晚上則繪製壁畫草稿。可惜的是1917年爆發的俄國革命讓這些壁畫從未實際執行，不過，小型草稿仍展現夏卡爾的獨特風格，他融合了在巴黎接觸的立體主義及適合學童的童畫風格，同時喚起他在維台普斯克成長的童年。〈普珥節〉描繪了歡慶猶太人從波斯大臣哈曼的手中被解救出來的節日，畫中人物展現了互贈食物及甜點的慶祝方式，而紅色背景則傳達了夏卡爾對於此節日的濃厚感情。

1918年，夏卡爾於俄國出版了第一本個人畫冊《馬克．夏卡爾的藝術》，並接下維台普斯克省的藝術部長，成立了維台普斯克人民藝術學校，邀請多位現代藝術家共同任教。然而，隔年俄國的「至上主義」藝術流派興起，視抽象繪畫為最高尚的藝術，夏卡爾的具象畫風被認為老派、不創新，他對於現代藝術的走向與同事的理念不合，被迫於1920年辭職，此時的〈喔，天〉沒有向來歡樂的色彩，而以黑白為主要色調，充分表現了他當時失望的心情。接下來的兩年，夏卡爾在莫斯科從事劇場繪畫及道具設計。1923年，他在朋友的勸告下回到巴黎，並立刻受到一位畫商的委託，為俄國作家果戈里（Nikolai Gogol ）的小說《死靈魂》最新版配上版畫插圖，同時，他開始進行1960年出版的自傳《我的生涯》的版畫插圖。由於版畫對於述說個人、文學及聖經故事的適切性，自此開始，成為夏卡爾生涯的一大部分。

1925年，法國藝評家瓦爾諾（André Warnod）創造了「巴黎學派」一詞形容一群從外國來到巴黎的藝術家，他認為巴黎是「應許之地，是畫家及雕塑家的祝福之地」，相對於當時普遍認為外來藝術家威脅到法國傳統的概念，瓦爾諾強調他們對於法國文化及現代藝術所帶來的貢獻。1928年，威尼斯雙年展規畫了一間巴黎學派展廳，夏卡爾及其同儕所表現的多變風格獲得了高度讚美。〈飲水槽〉呈現一位女人努力不讓飲水槽翻倒，而一隻豬卻在一旁給予狡詐的眼神。如此幽默的動物主題是夏卡爾1920年代的典型作品，其濃厚的色彩效果及柔和的線條形狀也是此時的繪畫特色，在整體創作上更呈現了對於俄國革命前濃濃的鄉愁。

1930年代，瓦爾諾對於巴黎學派的支持受到打擊，當時歐洲的反猶太主義及反外國人情結逐漸興起，最終導致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猶太人大屠殺。猶太籍藝術家紛紛受到影響，馬克思．賈克柏（Max Jacob）及柯根（Moïse Kogan）被送入集中營、馬庫西（Louis Marcoussis）及蘇丁於躲避納粹時重病身亡，而奇斯林、利普西茲、柴金及夏卡爾則逃到美國避難。夏卡爾也於日後藉由文字紀念他的猶太藝術家朋友們。移居美國後，夏卡爾仍持續創作。1943年的〈夜裡〉是他以回憶描繪自己與貝拉在維台普斯克新婚的夜晚，畫作中的故鄉天空，飄著一頭牛及一盞燈，這些元素是他們兩人共同的回憶，而整體畫面傳遞的感覺，就好像他們居住在自己的世界中一般。

●心繫巴黎
夏卡爾在其漫長的一生中居住遊覽過許多地方，但巴黎始終是他的最愛，他在這裡奠定了自己的風格基礎，即使受到戰爭影響而搬遷至其他國家，他總是回到巴黎，這是他認為自己藝術的誕生地，也是他汲取靈感的城市。

（原文刊載於《藝術家》雜誌431期2011年4月號）

超現實與時尚感——達利大型雕塑於紐約展出

達利　燃燒的女人　1980　青銅　高約360cm

時代華納中心（Time Warner Center）是一座位於紐約中城區的商業辦公大樓，底部幾層的購物中心，自開幕以來就是紐約市民逛街的好去處，不時出現於大廳的藝術作品展出，也使整個空間充滿了時尚及文藝氣息。自11月初起，走進購物中心，立刻可見到幾座大型雕塑，而它們明顯獨特的風格，也讓許多人彼此問道：「那是達利嗎？」

「天才的視野」是由艾麗舍畫廊（Galerie Elysées）及史特拉頓基金會（Stratton Foundation）共同推出的展覽，十六件大型雕塑分布在購物中心一、二樓的大廳及走道，二樓中庭也展出約廿件小型雕塑及四十餘件繪畫作品，兩位策展人——史特拉頓基金會的董事長李維（Beniamino Levi）及自1968年至1981年擔任達利私人祕書的薩巴特伊波納尼（Enrique Sabater Y Bonany）皆是達利專家，分別負責雕塑及繪畫的部分。

達利於1980年代請人依照他多年的構想，製作大型雕塑的模子，每件模子各鑄造十二件作品，大部分都含有「時間」及「女人」這兩個常出現在達利作品中的主題。展覽中最引人注目的兩件作品，分別是立於大廳兩側手扶梯前的〈記憶的持續〉及〈燃燒的女人〉，兩者皆為達利的標誌性作品。〈記憶的持續〉高達5公尺，乾枯的樹枝上掛著一座正在融化的時鐘，達利將同名畫作中的這個元素獨立出來，強調時間是流動而非固定的，同時也代表著人類對於時間感知的心理狀態，有時覺得時間過得很快，有時又似乎很慢，因此在達利的世界中，時間的快慢是自己掌握的。〈燃燒的女人〉高達3.6公尺，它結合了兩種達利愛好的主題——火焰及抽屜形象的女人。火焰代表著存在潛意識中強烈的慾望，抽屜則象徵著隱藏的祕密，而這個女人沒有臉，也因此代表了所有的女人。其他的作品，也都充分展現達利結合不同元素以創造出超現實世界的天賦，例如〈蝸牛與天使〉中長了翅膀的蝸牛、以女性的腿取代鋼琴腿的〈超現實鋼琴〉、有著長頸鹿脖子及拉開的長抽屜的〈長頸鹿維納斯〉，以及背著方尖塔、擁有蜘蛛腿的〈太空象〉。

展覽中的小型雕塑，是大型雕塑的縮小版，有一樣的創作主題，不過每件模子各鑄造三百五十件作品。這些作品，就有如達利繪畫的立體版本一般，跳出畫布的形體，顯得更具真實感及生命力。至於繪畫作品，則包括了油彩、水彩及油墨，許多都是極少公開展出的作品。展覽中的所有作品都可藏購，其中最高價的作品是大型的〈燃燒的女人〉，標價160萬美元。

達利作品所帶有的夢境般的感覺，似乎與購物中心的時尚緊密連結，創造出一股不同於外面世界的氛圍。「天才的視野」展至2011年4月30日。

（原文刊載於《藝術家》雜誌428期2011年1月號）

杜象的最後祕密創作 ——〈給予〉於費城美術館展出

圖：杜象〈給予︰1. 瀑布，2. 發亮的油燈〉（費城美術館提供）

費城美術館於月前推出的重點特展「杜象：給予」，將杜象生前所創作的最後一件作品〈給予︰1. 瀑布，2. 發亮的油燈〉，以及將近一百件與其相關的照片、文件、習作及模型等一同展出，讓這件如謎一般的作品，從最初的想法、組構到成品完整地呈現在觀眾眼前。

1920年代初，杜象將生涯的焦點從藝術創作轉到棋藝，外界均認為他不再創作，然而1946至1966年間，他卻於紐約格林威治村的工作室祕密進行〈給予〉的創作，就連他最親近的朋友都不知情，因此當杜象在1968年去世後，作品於1969年在費城美術館曝光之時，帶給藝壇不小的話題。

走進展區，首先看到的是一系列的紀錄照片及筆記，接著是許多攝影習作及人體模型。〈給予〉的背景是以杜象於1946年在瑞士貝爾維的瀑布所照的黑白照片為基礎，經過拼貼、塗色，以及印刷而完成最後的成品。作品內的女體模型，則是以杜象當時的情人——駐美國巴西大使的妻子，同時也是超現實主義藝術家的瑪利亞．馬丁斯——為模特兒，她的身體激發了杜象的想法，展覽中相關的拼貼及素描呈現出杜象的構想，而這個模型從一開始的製作到最後細部的調整，總共花費了超過十年的時間。

在一系列的紀錄及習作鋪陳之下，觀眾走到展區後方〈給予〉的裝置處。觀看〈給予〉可謂一種奇異的經驗，傑斯帕．瓊斯曾形容它是「在任何美術館所能出現最奇怪的作品」。走到作品前，觀眾面對的是一扇緊閉的木門，門上僅有兩個小孔供視線穿過，眼前所見的，是一幅似真實又似虛幻的景象，一位與真人尺寸相當的全裸女體模型躺在落葉及枯枝上方，她的左手捧著一盞過時的油燈，觀眾不論以什麼角度，都無法看到她的頭部，僅能看到肩上的幾束頭髮。她的後方是一幅以相片拼貼而成的地景，這個明亮的背景由蔚藍的天空及濃密的樹叢所組成。除了右方唯一動態呈現的瀑布流水以外，整件作品散發出一種詭異的靜謐。

杜象開始進行〈給予〉這件裝置作品的創作時，正值他積極參與超現實主義展覽之時，因此作品與超現實主義運動的目標及理想一致。二次世界大戰之時及之後的超現實主義者推崇塔羅牌、黑魔法、異教儀式、神祕圖象，以及對於性愛（Eros）主題的重新詮釋，這些元素共同營造出杜象作品的氛圍。

〈給予〉創作之初，就是以費城美術館為設定擺放地點。在這件作品曝光的四十年後，費城美術館首次將所有相關的物品一併展出，讓觀眾對作品有更深入的了解。

（原文刊載於《藝術家》雜誌416期2010年1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