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無限的癡迷 ——惠特尼美術館「草間彌生」回顧展

惠特尼美術館特展「草間彌生」展場一隅

草間彌生曾說：「美國是真正養育我的國家，我欠這個國家。」確實，草間彌生於1958年到達紐約後，正式展開自由寬廣的創作之路，也逐漸成為紐約前衛藝術的重要成員之一。相對於六十多年的創作生涯，居住於紐約的十五年間看似短暫，不過這個階段的草間彌生嘗試了各種創作方式，許多她的標誌性風格也是在這個時期發展出來的。今年7月中至9月底，紐約惠特尼美術館的展覽「草間彌生」，與英國泰德現代美術館合作，回顧了草間彌生自1940年代至近期的創作，除了一大區塊的紐約創作之外，也包含了早期及近期在日本的作品，試著完整呈現她的創作廣度。

●家鄉的基礎
「草間彌生」回顧展以編年的方式呈現。首先看到的，是她早期在日本的繪畫。草間彌生自1948年開始學習傳統日本畫，不過，她對於傳統的教學方法感到受挫，也覺得日本畫有著戰時獨裁的連結，因此開始自學歐美藝術，特別對於前衛藝術感到興趣。這個時期的繪畫，有著許多象徵性的抽象符號，漂浮、混雜的畫面可以明顯看到戰後的影響。同時，草間彌生也多方嘗試不同的媒材，油彩、水彩、墨水、粉彩、蛋彩、壓克力彩、紙、帆布、麻袋等，都是她的實驗對象。1950年代中期的草間彌生，已經擁有一定的名氣，也在家鄉松本及東京舉辦過一些個展，但她卻毅然決然離開日本，認為日本「太小、太奴性、太封建，也對女性太輕視」。於是，1957年底，她到達美國西岸，並於半年後搬到紐約，為創作尋找更廣闊的世界。
●紐約的發展
或許是受到抽象表現主義的影響，初到紐約的草間彌生在繪畫風格上有很大的轉變，創作了一系列後來稱為「無限之網」的大尺寸畫作。遠看，這些畫作似乎是一片以白色顏料完全覆蓋的畫面；走進一看，才發現其實是單色調的網狀結構。它們有著暗灰色系的底調，其上以白色油彩重複性地繪出扇形線條。這樣的繪畫動作本身，即含有冥想性及某種無法停止的癡迷性，也讓她與低限主義及觀念藝術產生連結。 就在她的繪畫開始於歐美打出名氣之時，草間彌生轉變方向，開始創作雕塑作品。首批雕塑「累積」與之前「無限之網」的重複性有著異曲同工之妙，以無數的布料填塞突起物蓋滿家具、衣物等日常生活用品，傳達出一種超現實、夢境般的氛圍。這些突起物同時給予陽具的想像，因此草間彌生也稱它們為「性著迷」系列。「累積」最初於1962年在紐約的一個聯展中，與安迪．沃荷、歐登伯格、羅森奎斯特等人的作品一起展出，由於那是美國普普藝術發跡的重要展覽，草間彌生因此成為紐約前衛藝術的中心人物之一，她也與樓上鄰居唐納．賈德成為朋友，兩人日後並合作了一些作品。

1960年代可謂草間彌生創作最多元的時期，除了繪畫與雕塑，她也做了拼貼。早期的拼貼作品與「無限之網」及「累積」一樣，是同樣符號的不斷重複、增生，有時並運用之前作品的照片為媒材。到了1960年代中晚期，草間彌生開始在拼貼作品中加入自己的照片，例如在「自我遺忘」系列中創造一個布滿圓點、網子及重複圖樣的世界，而自己則成為這個藝術世界的中心。同樣的概念並發展成更多不同的創作，反映那個美國文化激變的年代。當時嬉皮文化興起，在毒品、性、生活態度等方面挑戰當時的社會常態，草間彌生很快地擁抱了這股新的運動，把這群花派嬉皮當做自己創作的觀眾及合作者。在行為作品〈身體節慶〉中，裸體的參與者在彼此身體畫上圓點。許多這類的作品都被記錄下來，而草間彌生便利用這些紀錄，以及她的繪畫及裝置的影像，創作了錄像〈草間的自我遺忘〉（1967）。在這件作品的開頭，草間彌生穿著圓點服裝，在紐約州的鄉下地方以圓點及樹葉貼在動物、植物及一位裸體男性身上，之後，則呈現身體彩繪及縱慾舞會的偶發藝術行為。由於草間彌生本身很仔細地收集了所有與她有關的報導、照片、海報、評論等文件，因此展覽中對於那些不再發生的行為藝術也能夠有很完整的呈現。

在白人男性主導的紐約藝術世界中，草間彌生極度意識到自己亞洲女性的身分，而她也將這樣的態度呈現在作品之中。行為紀錄〈行走作品〉（1966）中，草間彌生穿著粉紅花朵和服、長髮編著辮子、戴著粉紅花朵頭飾、撐著彩色花朵的傘，走在紐約街頭。她充滿異國風情的裝扮與空曠髒亂的紐約街頭形成強烈的對比，也產生一股格格不入的陌生感。

●回到家鄉
1973年，草間彌生返回日本。起初，她想把在紐約創作的裸體偶發行為藝術介紹到東京，但當時保守的社會並無法接受，因此，她又回到雕塑、繪畫、拼貼的創作。1977年，草間彌生的生理和心理狀況都不是很穩定，因此她自願住進心理治療所，直到今日。在治療所相對安靜的日子，她開始了小說及詩集的創作，並出了一本自傳。在繪畫、雕塑及裝置的創作上，則尺幅愈來愈巨大。〈雲〉（1984）由一百件形狀各異的黑白布墊所組成，排列在地面上，佔據了一整個展間。白色的〈天與地〉（1991）則有四十個盒子，每個盒子各有多支如蛇一般的長形棉布填塞物從其中伸出、蔓延。至於〈黃樹〉（1994）及〈甦醒的靈魂〉（1995）則為壓克力繪畫，黃、黑、白色形成的圓點好似有生命力一般，充滿動態感。2000年之後，草間彌生的繪畫運用了許多鮮明的顏色，以花朵、眼睛、植物、圓點等如楔形符號般的圖象填滿畫面，圍繞著展廳四個牆面的作品，給予強烈的視覺感受。

對於無限的探索，一直是草間彌生透過創作所追求的。裝置作品〈水上螢火蟲〉（2002）在一間鏡房內懸吊了一百五十盞不同顏色的小燈泡，地面則被一層淺水覆蓋。透過鏡子及水面的反映，空間及燈點無限延伸，形成一個魔幻、冥想的世界，沒有起點也沒有結束，而觀眾似乎也走入了草間彌生自我遺忘的小宇宙。

●藝術人生
至今，草間彌生仍繼續創作。被問及藝術創作是否讓她快樂時，她說道：「我從來沒想過藝術創作是否讓我快樂，不過也沒有什麼其他的了。藝術就是一切。」這幾年來，她的創作也被路易．威登相中，進而進行合作，因此近日若經過路易．威登位於第五大道的旗艦店，可看到櫥窗內人身大小的草間彌生人形，提著與路易．威登合作的皮包，非常搶眼。展覽「草間彌生」開幕前，草間彌生對惠特尼美術館館長懷伯格（Adam Weinberg）說：「這是我生命中最好的時刻。」透過這項展覽，觀眾也可以更加了解她的創作生涯的重要事件及時刻。


(原文刊載於《藝術家》雜誌448期2012年9月號)

從神話到歷史——邁諾安文明的出土

克諾所斯宮殿一景

提道克里特島，大部分的人腦海中或許都會浮現這一則希臘神話：克里特國王邁諾斯觸怒了海神波塞頓，波塞頓便使邁諾斯的妻子戀上一頭白牛，並生下一隻牛頭人身怪。這隻牛頭人身怪愈長大愈兇殘，於是邁諾斯請當時最傑出的建築師父子設計一座迷宮，將怪物關在裡面。後來，在一次泛雅典娜節運動會中，雅典人殺了贏得勝利的邁諾斯的兒子，邁諾斯便出兵攻打雅典，討回血債。雅典敵不過邁諾斯，只好答應他的要求，每年送上七對少男少女做為牛頭人身怪的食物。有一年，雅典王子提修斯自告奮勇成為七位少男之一，並在邁諾斯的女兒的幫助下，順利除掉牛頭人身怪，帶著其他的少男少女逃出迷宮。

雖然不同的詩人寫下的版本略有不同，不過，克里特島始終離不開邁諾斯及牛頭人身怪的聯想。幾千年來，這則神話也帶給文學家及藝術家無限的想像與靈感。除了希臘羅馬古典文學藝術的描繪之外，在但丁《神曲》的《地獄篇》中，牛頭人身怪是第七層暴力之罪的守衛；莎士比亞的《仲夏夜之夢》以提修斯為主要角色之一；第一屆維也納分離派畫展，克林姆設計的海報以牛頭人身怪及提修斯暗喻著保守派與新藝術派之間的對抗；畢卡索從很年輕便開始探索運用牛頭人身怪這項主題，牠們多帶有原始、性、殘暴的象徵，卻也偶爾呈現溫柔的樣貌；幾年前的墨西哥電影〈羊男的迷宮〉使用了古代迷宮的概念；就連多種電玩或線上遊戲都有牛頭人身怪的角色。當我某次與一位就讀大學的男孩聊起自己即將前往克里特島，他睜大眼睛說道：「那裡不就是有牛頭人身怪那種奇怪生物的地方嗎？酷！」如此可愛的反應令我發笑。

這則古希臘人深信不疑的故事，在後人看來，自然是想像力的產物。然而，神話是否會帶有一些事實的根據呢？19世紀末，歐美興起了一股希臘史前時期考古的熱潮，主要原因之一，是1870年代德國商人兼業餘考古學家施利曼（Heinrich Schliemann）基於對荷馬史詩深信不疑的態度，在現今的土耳其挖掘出特洛伊古城，從此推翻了「特洛伊僅是傳說之城」的想法。隨後，他又在雅典附近挖掘邁錫尼古城，也就是當年與特洛伊對抗的希臘軍隊統帥阿加曼儂的王國，於此發現了皇室墓地及大量的金飾陪葬品 。如此具有突破性的發現，自然帶動了尋找其他史詩或傳說地點的興趣。

根據荷馬史詩的記載，邁諾斯的宮殿位於克里特島中部的克諾索斯（Knossos），而克諾索斯在古希臘羅馬時代也正是克里特島的主要城市，因此19世紀末的多位學者都對這個地點感到興趣，也曾經到此勘查過。事實上，施利曼一直認為有個比邁錫尼更早的文明存在克里特島上，並計畫在此挖掘，不過由於他在希臘本土有數個挖掘計畫正在進行中，所以去世之前都沒有機會踏上克里特島。1894年，英國考古學家埃文斯（Arthur Evans）首次前往克諾索斯進行勘查，隨即決定在此進行考古挖掘。1900年，挖掘工作正式開始，短短的五年間，整個團隊挖出了佔地面積14000平方公尺的青銅時期建築群，規模遠遠超過埃文斯的預期，而一個前所未知的古老文明也就此展現在世人眼前。這個建築群擁有如迷宮般的結構，讓埃文斯更加相信其與邁諾斯神話的關聯，因此他將這個文明命名為「邁諾安文明」（Minoan civilization），而這座建築群則被他稱為「邁諾斯的宮殿」，或如今統稱的「克諾索斯宮殿」。

發現克諾索斯宮殿的埃文斯，急於向世人介紹這個文明，他積極整建這座遺址，並為邁諾安文明的概念定調。雖然遺址的整建及文明的概念有一部分其實是根據埃文斯個人對於過往傳說的浪漫想像，不過他的發現確實在20世紀的考古學記下重要的一筆。另一方面，正因為埃文斯的說明帶有個人想像，所以接下來這一百多年間，人們對於邁諾安文明的學說及認識不斷地隨著最新出土的遺址及物件而調整。在埃文斯的宣傳下，克諾索斯宮殿很快成為克里特島最著名的地點，直到今日都是島上最熱門的觀光景點。雖然無法確定克諾索斯宮殿是否就是國王邁諾斯的宮殿，雖然牛頭人身怪無庸置疑是一位神話角色，但是邁諾安文明的發現將歐洲文明的開端大大向前推進，而其多樣的藝術表現也證明了當時豐富的文化發展。


（原文刊載於《藝術家》雜誌448期2012年9月號)

滿載故事的克里特

清澈的海水及綿延的山丘是典型的克里特島景色

愛琴海地區向來散發著美麗與浪漫的氣息，而此處所孕育的古文明，也再再激發起人們的靈感及想像。本文作者研究邁諾安藝術數年，每年夏天跟著教授領軍的考古團隊前往克里特島進行挖掘、研究。「愛情海筆記」將以一系列的文章，與讀者分享希臘島嶼的歷史、文化與生活。

克里特島，希臘最南方也最大的島嶼，北臨愛琴海，南接利比亞海，在東地中海區域佔有重要的航海位置。由於其溫暖的氣候及優美的風光，克里特島長期以來便是南歐熱門的度假聖地。每年夏天，數以百萬計的遊客從世界各地來到，尤其是歐洲的遊客，常全家大小共同來到島上享受沙灘及陽光。雖然目前希臘的政經局勢不穩，政府的預算縮減與民眾的抗議活動連帶影響了遊客前往的意願，不過因為克里特島地處南端，又給予世外桃源般的想像，所以觀光業所受到的衝擊並沒有希臘本土來得嚴重。

總面積不到台灣四分之一的克里特島，同樣有著很大區域的山地，東西走向的山脈形成了許多山谷及峽谷。位於愛琴海板塊與非洲板塊的交界處，島上地震活動並不稀有，不過大多是無關緊要的輕微地震。克里特島的氣候大致上相當乾燥，除了一、二月溼冷的雨季之外，其他時候難得見到雨水，尤其在夏季，天空常是一朵雲也沒有，抬頭見到的那種清澈、無垠的藍，滿溢著愛琴海區域之美。春夏之交，偶有從非洲吹來的南風，夾帶著撒哈拉沙漠的沙塵，也夾帶著熱氣。這樣的氣候自然影響了島上的生態，低矮的灌木遍佈山丘，而綠油油的草地則難得一見。

在如此乾燥且僅有季節性河流的島上，卻孕育了如今所知最早的歐洲文明——邁諾安文明。克里特島於十三萬年前舊石器時代即有人類活動，到了西元前3000年左右進入青銅時期，以此處為中心的邁諾安文明日漸興盛，在接下來的一千多年間，成為東地中海區域的主要文明。他們以農產及畜牧為主要產業，又以其關鍵性地理位置的優勢，進行頻繁的海上活動，與愛琴海島嶼、埃及、小亞細亞、地中海東岸，甚至兩河流域等地區有著貿易往來，買賣農業製品、織品、金屬、礦石等，可謂當時的海上強權。到了西元前1400年左右，北方希臘本土的邁錫尼文明進入島上，逐漸成為最新的強權，也帶來明顯的文化影響。又過了大約一百年，邁諾安文明幾乎消失殆盡。至於這個盛極一時的文明是如何結束的，學者對此眾說紛紜。可能是附近島嶼火山爆發的連帶影響，也可能是外來的武力入侵，但究竟邁諾安人最初從哪裡來，之後又往哪裡去，至今仍是一個謎。事實上，第一座邁諾安文明遺址的發現，距今也不過一百多年的事，因此人們對此文明的了解尚十分初淺。又由於邁諾安人們本身並未留下對於自己的記載（或尚未被發現），使得今日認識他們的過程更具有挑戰性。雖然這些年間不斷有新的遺址或物件出土，但仍有更多的問題等著去解答及發現。

邁諾安文明及邁錫尼文明之後，克里特島又陸續經歷了希臘及希臘化時代的城邦狀態、羅馬帝國、拜占庭帝國、威尼斯共和國，以及鄂圖曼土耳其帝國的統治。1898年，在歐洲其他國家的協助下，克里特島脫離鄂圖曼土耳其帝國，成為獨立的國家。由於島上居民亟欲回復自己的希臘身分，因此經過多年的努力，克里特島終於在1913年成為希臘的一部分。這些不同的歷史階段，或多或少都留下了痕跡，增添了這個小島的魅力，而此處也始終保有一些獨特的、與希臘本土不同的文化。至於現代城鎮，則小巧可愛、步調悠閒，有些維持著純樸的鄉村生活，有些則成為以觀光客為取向的度假小鎮。克里特島雖小，卻訴說著千年的故事，也隱藏著神話般的過去，等著人們來探索。


（原文刊載於《藝術家》雜誌447期2012年8月號)

庭園中的展廳，展廳中的庭園 ——費城巴恩斯基金會新館盛大開幕

巴恩斯基金會展間一景

提道著名的法國印象派收藏，費城的巴恩斯基金會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5月下旬，巴恩斯基金會將展示空間從費城郊區搬遷至市中心富蘭克林公園大道的新館，為藝文界的一大盛事。事實上，自從計畫搬遷以來，各界便討論聲浪不斷，其中包含了許多反對及懷疑的聲音。因此，新館可謂背負著極大的壓力及期待與各界見面。

●創立初衷及歷史
艾伯特．巴恩斯（Albert C. Barnes, 1872-1951）出生於費城的勞動階級家庭，從賓州大學醫學院及柏林大學化學系畢業後，回到費城的藥廠工作，因與同事發明了一種消毒藥水而致富。1912年，巴恩斯請他的高中同學並藝術家格拉肯斯（William Glackens）到巴黎的畫廊搜尋現代繪畫，帶回了大約三十件作品，也開始了巴恩斯的收藏生涯。此後，巴恩斯依著自己的喜好，陸續收藏了大量的印象派、後印象派、現代藝術品，以及中古世紀的手稿與雕塑、古典大師畫作、美國原住民工藝品、裝飾藝術、非洲雕塑，並古埃及、希臘、羅馬的藝術。

受到好友度伊（John Dewey）的教育理論影響，巴恩斯決定擴大自己收藏的教育用途。1922年，他買下費城郊區一座12公頃的植物園，並於同年收到成立基金會的許可，於是請著名建築師克瑞特（Paul Philippe Cret）設計一間住宅及一座展示空間。1925年，巴恩斯基金會正式成立。成立之初，巴恩斯基金會的主要對象是工廠及商店員工、窮人、黑人及年輕藝術家等。巴恩斯相信，透過觀看作品、互相討論、閱讀哲學及藝術思想，學生不僅能夠學習藝術，更能增進批判思考的能力及未來成功的機率，以成為民主社會更積極的參與者與貢獻者。

1951年，巴恩斯於一場車禍中不幸去世後，他的妻子蘿拉．巴恩斯繼承產業，成為巴恩斯基金會的董事長。1960年，原本只針對特定對象開放的基金會，擴大於週五、週六對大眾開放。1966年，蘿拉去世後，根據巴恩斯的遺囑，巴恩斯基金會的董事會由林肯大學接管。接下來的數十年內，巴恩斯基金會經歷了數任董事長，政策有過數次變更，不過基本上都沒有違背巴恩斯生前的指示，也一直與林肯大學合作進行教育的推廣。

●質量兼具的收藏
四十年的收藏歷程中，巴恩斯擁有了超過兩千五百件藏品，而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印象派、後印象派，以及現代主義早期的作品了。在第一批由格拉肯斯從巴黎帶回來的作品中，有塞尚的〈面對聖維多利亞山〉（1878-9）、梵谷的〈郵差〉（1889）及畢卡索的〈吸煙的女人〉（1901）。同年，巴恩斯又親自去了巴黎，購買包括高更的〈Haere Pape〉（1892）在內的數件作品，並認識了長住巴黎的美國收藏家史坦兄妹（Leo and Gertrude Stein）。直到1947年雷歐．史坦去世之前，兩人始終保持密切的聯絡，想必他們對於彼此的藝術喜好也有著相當的影響。

透過史坦的介紹，巴恩斯認識了馬諦斯，並開始收藏他的作品。1930年，馬諦斯到美東參展時，聯絡了巴恩斯，欲前往基金會拜訪。此次拜訪中，巴恩斯委託馬諦斯於主要展廳的三個半圓形牆面創作壁畫。接下這向委託的馬諦斯，很快就決定了〈舞〉這項主題，以藍、粉紅、黑、灰為基本色調，並以舞者的身形回應建築特色。這件為時三年的創作完成之時，是馬諦斯最巨幅的作品，他本人對於作品也十分滿意。想當然，〈舞〉成了巴恩斯基金會最重要的收藏之一。

雖然巴恩斯從來沒有表示過自己最喜歡所有收藏之中的哪一件作品，不過，從他的收藏數量，便可以一窺他的喜好。目前，巴恩斯基金會擁有一百八十一件雷諾瓦的作品，是收藏數量最多的藝術家。而六十九件塞尚作品、五十九件馬諦斯作品，以及四十六件畢卡索作品，也顯示出巴恩斯對於他們的喜愛。此外，蘇丁、盧梭、莫迪利亞尼、梵谷及秀拉也有多件作品在巴恩斯的收藏之中。至於20世紀初的美國畫家，則有格拉肯斯、迪莫斯（Charles Demuth）、普倫德加斯（Maurice Prendergast），以及皮拼（Horace Pippin）的作品。數十件如艾爾葛利哥、維洛內斯、海爾斯等古典大師的作品，也在巴恩斯的收藏之列。除了繪畫以外，巴恩斯的收藏興趣也擴展至工藝品及家具，一百二十五件非洲雕刻及面具、超過兩百件美國原住民珠寶、織品及陶器，以及歐美的裝飾藝術及金屬器具等，都是很好的例子。

不同於一般以編年、作品類型或藝術家為分類的展示方式，巴恩斯將自己的收藏以一組一組的「整體」（ensemble）來展出。每間展廳的牆面，都布滿了各個時期的多位藝術家的作品，甚至不同文化的物件。每間展廳，都是一組「整體」。乍看之下，或許很像傳統法國沙龍的展示方式，但卻又有所不同：法國沙龍傳統上會將比較重要的藝術家或作品掛在最上面，愈下面則是愈沒有名氣的藝術家或愈小的作品，而巴恩斯的展廳中並沒有這種高低之分。巴恩斯沒有解釋過作品之間的關係或每間展廳的主題，但每件作品的位置確實都是依照他的想法而擺放的。換句話說，巴恩斯本人一手策畫了所有藏品的展示位置，而且對此相當重視，在基金會成立之時，契約上有一項條件寫著：「所有的繪畫都要保留在捐獻者及其妻去世之時它們的所在位置。」

●困難的搬遷決定
正因為這樣的一項條件，使得基金會的搬遷自始充滿了爭議性。2004年，當巴恩斯基金會確定將收藏搬遷到市中心的消息傳出後，許多藝術愛好者皆大為震驚，認為這樣的做法只會褻瀆原本收藏的神聖性。另有一些人雖然不反對在市中心展示收藏，卻對於即將興建的新館建築不甚看好。然而，基金會也陸續收到新館的興建基金，總數美金兩億的捐贈基金，顯示了搬遷計畫所受到的支持。而自從四年多前公布合作建築師至新館開幕之時，巴恩斯基金會的會員人數從四百人劇增到兩萬人，似乎說明了有一定比例的群眾認為這批收藏應該得到更好的展示空間。

既然搬遷受到如此高度的爭議，董事會最初為什麼做出這項決定？其實，最重要的考量還是要接近人群並改善基金會的經濟狀況。館方強調了巴恩斯設立基金會的教育初衷，表示唯有搬遷到市中心，才更有機會接觸到廣大的費城民眾，尤其是中低社會階層的群眾。另一方面，巴恩斯基金會面臨了嚴重的財務壓力，不僅在收入上不夠充足，多年來在區域畫分上的訴訟，也形成了一大筆開支。同時，在巴恩斯最後的遺囑上，除了重述將他的收藏贈與巴恩斯基金會之外，並未提道這批收藏在舊館中的擺設。因此，在考慮了種種的可能性後，董事會提出了搬遷的想法，並表示雖然這是個孤獨的決定，但巴恩斯基金會必須改變，必須變得更好，以擴展並向外接觸。

●融合傳統與創新
為了讓新館延續舊有的傳統，巴恩斯基金會決定盡可能將舊館的元素帶到新館，包括將巴恩斯策畫的展示「整體」原封不動地搬到新館，這不僅增加新館設計的困難，也讓許多人擔憂其可行度。然而，出乎眾人的意料，傳統成功地被注入新館，而整體的設計也帶來煥然一新的感覺。

接下建築設計案的Tod Williams Billie Tsien Architects公司及地景設計案的OLIN公司，秉持著「庭園中的展廳，展廳中的庭園」的設計理念，於富蘭克林公園大道闢出一塊佔地4.5公頃的新天地。由於郊區的舊館位於植物園內，從窗戶向外望去便是樹木花草，因此新館在設計上，也盡量在市區中做到如此的效果。走向基金會，首先看到的是立於館前、40英呎高的〈巴恩斯圖騰〉。這件艾茲沃斯．凱利（Ellsworth Kelly, 1923-）的珍珠面噴沙不鏽鋼作品，擁有凱利一貫的抽象、簡單風格，同時呼應著新館的建築與景緻。圖騰後方是一塊淺水池，沿著水池邊的一排楓樹走去，便可到達建築的入口。

外觀上，新館是一座米黃色大理石方形建築，乾淨的設計有十足的現代感，卻又不失典雅。走進木質大門，經過入口大廳，便可到達主要大廳「光庭」，這個空間就好似館內的客廳一般，提供舒適的座位區，自然光線透過天窗射入，照在大理石牆及核桃木地板上，散發悠閒的氣氛。光庭的一端連接著室外露台，這個被綠色植物包圍的空間，可向外看到富蘭克林公園大道，與外面的車陣比較起來，更可感受到內部的寧靜。

光庭的西南側鄰著收藏展廳，在總面積93000平方英呎的建築中，兩層樓的收藏展廳佔了12000平方英呎，也就是原本舊館的規模。通過以非洲圖騰為靈感設計的金屬大門進入收藏展廳，立刻進入一處氛圍完全不同的空間，好似走入19世紀的豪宅一般。事實上，新館的收藏展廳完全重現了舊館的樣貌，在廿四個展間內，不管是每個展間的面積、窗戶的位置、牆壁的顏色、木質的邊框、作品的擺放，甚至每件作品之間或與門框之間的間距，都嚴格依循著舊館的規模，一吋都沒有改變。唯一的不同，便是高度的增加。舊館的天花板低，在空間及光線上都不是最理想，而新館以一條木框劃出舊館的高度，木框以上則挑高，二樓展間並做了讓自然光透入的設計，讓觀展空間更為舒適。

走向收藏展廳，首先進入的是挑高兩層樓的中央展間，馬諦斯的〈瑞菲安座像〉（1912）及畢卡索的〈構圖：農民〉（1906）迎面而來，向上一望，馬諦斯的〈舞〉填滿了三個拱形空間。同一展間的其他牆面，掛滿了雷諾瓦、塞尚、秀拉等人的作品，而繪畫之間的空間，則填入金屬收藏。由於巴恩斯展示作品的方式並沒有一定的規則可循，因此得花上好一段時間才能仔細看遍所有作品。接下來的每個展間，也各個如同早期的「珍品閣」一般，印象派大師的作品穿插著美國藝術家的繪畫、宗教繪畫與肖像或風景作品並排、東方與西方繪畫比鄰，而二樓的數個展間也展示著非洲雕塑、古埃及與希臘羅馬小型雕像、美國原住民工藝品等。此外，展間內皆放置著木櫃、木椅、燭台等收藏，各種不同類形的物件與繪畫共同展出，令人霎時間有眼花撩亂之感，卻也同時讚歎巴恩斯收藏的豐富。而所有的展示作品都沒有文字說明，只有繪畫於畫框上標出藝術家的姓名，因此在整個觀展過程中，觀眾可謂將焦點完全放在作品本身。

為了增加教育功能，巴恩斯基金會的新館在收藏展廳內設計了小型討論室，提供教學單位更好的觀看及討論藝術空間。除此之外，新館內尚有特展展廳、圖書館、簡報室、商店、咖啡廳等空間，而圖書館旁的露天中庭也再度呼應了「庭園中的展廳，展廳中的庭園」的設計理念。兩家設計公司的主設計師陶德．威廉（Tod Williams）及羅莉．歐林（Laurie Olin）皆表示，在整個設計過程中，最大的挑戰是在創新的同時保留傳統，並將兩者完美地融合。如今落成的新館，顯然是一件成功的設計，不僅維持了觀看巴恩斯收藏的原有經驗，更透過光線的改善，提昇了觀展品質。


●充滿前景的新館
巴恩斯基金會的市中心新館開幕後，自然又引起一陣話題。雖然仍有無法在原有建築內觀展的遺憾聲音，不過，可喜的是新館收到了許多讚賞。館長德瑞克．吉爾曼（Derek Gillman）說明，新館與舊館最大不同的四點，包括使用收藏展廳達到教育使命、展廳及庭園的融合、大大改善的光線，以及位於民眾容易接近的地點——符合當初巴恩斯「藝術不應該只屬於有錢人」的信念。如今，巴恩斯基金會不再是郊區那座沒有汽車無法到達的建築，而是位於市中心富蘭克林公園大道的最新景點，有著與費城美術館、羅丹美術館等藝術機構連成一線的優勢。基金會期待在開幕的一年內，能夠吸引廿五萬人次的觀眾，而這座嶄新的建築及內部豐富的收藏，想必也不會讓觀眾失望。


（原刊載於《藝術收藏＋設計》雜誌58期2012年7月號）

All Art Is Local—An Interview with Luis Pérez-Oramas, the Chief Curator of the 30th São Paulo Biennial

Luis Pérez-Oramas (Photographed by Denise Adams)

Venezuelan-born Luis Pérez-Oramas is an art historian, a writer, and a poet. Graduated with a PhD in Art History from the 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in Paris, he has published six books on art and political criticism as well as curated art exhibitions extensively on the international platform. He currently lives in New York and holds the position of the Estrellita Brodsky Curator of Latin American Art at the Museum of Modern Art (MoMA) since 2006. Most recently, Pérez-Oramas has been assigned the chief curator of the 30th São Paulo Biennial, which runs from September 8th to December 9th, 2012. He is also responsible for selecting the Brazilian representation for the 2013 Venice Biennial. In this interview, Pérez-Oramas talks about his viewpoints on Latin American art and the 30th São Paulo Biennial.

Q: Interests towards Latin American art outside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have had a significant growth over the past decade or so. How do you see this coming? Are there decisive causes for the growing interests?

Pérez-Oramas: I would stress different aspects regarding your question: A) There is a fact that since the early 1990s various mainstream art institutions in the North Atlantic region (US and Western Europe) have fostered their interests in both Latin American Modernism and Latin American Contemporary Art. Does this mean that there is a general tendency in the world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Latin American Art? I doubt it. What I want to emphasize is the fact that general opinion in art still remains highly dependent upon very few opinion builders and certainly dependent upon the “dominance” of some North Atlantic cultural institutions. B) There is a fact that Latin American studies has grown exponentially in the American academy, bringing and amplifying interests for Latin American culture generally. C) There is a fact that the “main players” in Latin America—Brazil, Mexico, Argentina, Chile, Peru, Colombia—have seen political transitions from struggling historical circumstances to more or less open and democratic societies while enjoying economic growth allowing both transparency and international resonance for their cultural and artistic scenes. D) Finally, and not the least, it seems to be a general tendency amongst Latin American artists to conceive and think of their works vis-à-vis their own local traditions of modernity, reenforcing the strength of the insertion of their works within their own scenes as well as fostering a dialogue with international modern art. One thing is for sure that contributes to the richness of Latin American art today: our artists are extremely knowledgeable about European, American and international art, whereas American and European artists tend to ignore all traditions but theirs.

Q: What do you think are the distinguished features of Latin American art that most attract museums and collectors? What makes it different from art from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Pérez-Oramas: Beyond the arguments that I have developed before, I think that Latin America arguably embodied one of the most rich and complex modern scenes in the world—one that has remained relatively overlooked until now. This strong and, for most European and American audiences, unknown modernity contributes to their interest as well as to the richness and complexity of Latin American contemporary art.

Q: As a curator, what do you try to present to people about Latin American art? Is there a goal that you are trying to reach as the curator of Latin American art at the MoMA?

Pérez-Oramas: I am not trying to present anything about Latin America in general. I avoid generalizations when it is possible to do so. I am interested in great art and great artists as well as in their meaningful presentation. At the MoMA, I am only one of the players among hundred of colleagues, and for sure I am not solely—not even by far— responsible for the Museum policies. I do my job at the MoMA by trying to advocate for the visibility of one of the most comprehensive Latin American Art collections in the world, which the MoMA began to gather since its very foundation in the early 1930s. I also play a role, alongside all curators at the MoMA, in the process of enriching and continuing that collection today.

Q: Can you explain the title of the 30th São Paulo Biennial “The Imminence of Poetics?” Does the title have special connection or significance to São Paulo?

Pérez-Oramas: I thought, alongside my co-curators for the São Paulo Biennial (Andre Severo, Tobi Maier, Isabela Villanueva), that the articulation of these two ideas—Imminence and Poetics—could offer us a strong motif rather than a theme, an axis for many questions rather than a manifesto-like slogan, and a frame of mind that could be rigorous rather than dogmatic for our selection process. It seems that art becomes more and more of a discoursive nature today—contemporary artists reject the modern idea of exceptional artistic languages and rather proclaim their art as a common, ordinary language; they comment in their works objective dimensions of our world. The question of Poetics is therefore key today: How does an expressive, discoursive strategy set up? Who “speaks” in contemporary art? To whom? What is the value of silence and discoursive disruptiveness? Etc. On the other hand, we all agree that our world is more and more unpredictable, and that our tools to understand future are useless, etc. Maybe art function today consists in accompanying us going through the experience of imminence: giving a formal shelter to what is about to happen and we don’t know...I think these are meaningful questions today, and they are certainly not restricted to São Paulo.

Q: Going through the list of artists presenting in the biennial, nearly half of the artists are of Latin American origin. Does it mean that the works of Latin American artists are generally more aligned to the theme? Are there any artists that you would like to mention in particular?

Pérez-Oramas: There has always, always been a significant representation of Latin American artists in the São Paulo Biennial. We are not going out of that standard. Our biennial is the most relevant artistic gathering in the Latin American continent and São Paulo has become a pole for contemporary art in the region. Beyond that fact, we do not expect Biennial artists to be “aligned” with a theme: there is no theme here; there is a motif, and a set of questions, and we do not expect the artists to answer them or to represent them or to do work after them, etc.

Q: You mentioned that the notions of “constellation” and “globalization” are also discussed in the biennial. In your opinion, is art from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becoming more and more similar because of globalization? How do you see the place of Latin American artists in a globalized world?

Pérez-Oramas: I profoundly believe that all art is local. I also find extremely disturbing that art aligns itself with the idea that contemporary art is an international style. Contemporary art is not an international style since it only responds to a given experience of time from a given place in the world. Communication and exchange systems are becoming more and more global, meaning that they are more and more dependent of a limited set of apparatuses, which are, in contrast, more and more powerful in their reaching and information capabilities. Does this affect art? For sure it does. Does that mean that art should depend of the same limited set of apparatuses for its circulation and resonance? I doubt it. Art, in my opinion, has to resist against all trends that pretend to simplify our worl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ART TAIPEI FORUM media》Vol.17, July 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