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形光影的交響樂 ──費城巴恩斯基金會「艾茲渥斯‧凱利：牆面雕塑」

艾茲渥斯‧凱利　給巨大牆面的雕塑　1956-1957　104片電鍍鋁片　354.4×1987.6×30.5 cm　紐約現代美術館藏

「去他的繪畫──它們應該成為牆壁──更好的是位於大型建築的外牆。」1950年，艾茲渥斯‧凱利（Ellsworth Kelly, 1923-）於一封稍給約翰‧凱吉的信中如此寫道。此言不僅表明了凱利欲跳脫傳統繪畫定義的想法，也傳遞了他探索藝術與建築之間連結的興趣。自從那個時期，他便開始透過作品進行各樣色彩、形狀、光影的實驗，並強調作品與牆壁的關係。今年夏季，費城的巴恩斯基金會推出「艾茲渥斯‧凱利：牆面雕塑」大展，以五件大型雕塑及三件設計草圖，呈現他過去六十年來的創作理念。其中，〈給巨大牆面的雕塑〉（1956-1957）是凱利創作生涯中的標誌性作品，由於這件作品最初是為一座費城建築而創作的，因此本次回到費城展出，更是別具意義。

●閃爍的水面
1956年，凱利受邀為費城交通大樓（現已拆除）的大廳創作，這是他得到的第一件委託案，也終於給他機會實現過去幾年來「覆蓋牆面的物件」的創作想法。費城交通大樓是當時市區主要發展計畫的一環，其大廳為一狹長空間，一邊牆面完全是玻璃窗，因此另一邊牆面便成為主要創作空間。

創作之初，凱利回想到1948年至1952年居住在巴黎時，常從聖路易島的建築望向窗外的塞納河，水面及沙灘在陽光的照射之下閃閃發亮，如此景象深深地感動他。源自這個靈感，凱利以一百零四片電鍍的鋁片，創作了這件長近20公尺、高近350公分的作品。在一片的銀色之間，有著紅、黃、藍、黑做為點綴，再加上不同的形狀及傾斜角度，使得這些水平、垂直都排列有序的鋁片，如同跳舞般充滿了動感。他的設計為僵硬的建築大廳帶來活潑的氣息，也反映著透進建築的光影。1957年，這件當時名為〈費城交通大樓大廳雕塑〉的作品登上《建築紀錄》雜誌封面，雜誌並將它譽為費城的第一件抽象雕塑，對於新的發展有重要貢獻。

位於人來人往的公共空間，原本光亮的〈費城交通大樓大廳雕塑〉自然難逃被汙損的下場。凱利回憶道，他數年後再度進到那個大廳，看到作品上黏有口香糖，當場生氣地說：「這是藝術品！」就這樣，這件雕塑在費城交通大樓大廳立了四十個年頭。1990年代，由於市區發展計畫，費城交通大樓面臨被拆除的命運，凱利對於作品的去向也十分擔憂。在他的努力之下，企業家蘭黛夫婦（雅詩‧蘭黛創始者之子）於1998年買下作品，將其贈予紐約現代美術館，作品並自此更名為〈給巨大牆面的雕塑〉。

本次巴恩斯基金會的展覽，是自1998年以來，〈給巨大牆面的雕塑〉首度回到費城，因此，不管對於費城或是凱利，都具有特殊的意義。顯然，這件將近六十年前的創作，即使移出了原本的空間，仍然帶給凱利許多的感動。他表示：「你不需要問它是為了什麼而做的。它只是形狀及顏色的簡單組構，雖然不是肖像、不是風景，卻有很多值得觀看之處。」

●牆面雕塑
凱利所創作的單色平面雕塑，都以離牆面數公分的方式懸掛，因此作品看起來像微微地浮在牆面上一般。這些雕塑也強調完全地平面，挑戰雕塑為立體創作形式的傳統概念。凱利曾表示：「我喜歡它們的正面性，而且當你移動到一邊時，它們也會出現變化。這不是好或壞，就只是不同。」〈黑白黑〉（2006）以三個色塊組成，中間白色色塊的面積比兩旁黑色色塊還大，好像正把黑色推到兩邊。黑色的〈黑形I〉（2011）則是轉向的肥胖U字型。凱利自1960年代起，便不時地研究這個形狀，從一系列的素描看來，U字型以不同的角度及粗細呈現，而之前些微彎曲凹凸的外圍線條，也在此最近的作品轉為完全圓滑的線條。

多年來，凱利使用鋁、銅及木材創作了許多扇形的雕塑，這些看似從圓形裡挖出的一個區塊，有圓弧、有直線、有角度，比單純的圓形多出許多實驗的空間。1986年的〈紅色曲線〉便是例子之一，襯著白色牆面的巨大紅色扇形，好似牆面的一部分，又好似淺淺地浮於牆面之上。2012年的〈兩道曲線〉則只留下曲線，與牆面相同的純白顏色，使其幾乎與牆面融合，僅透過雕塑在牆面上留下的一道陰影，才分辨得出邊界。兩道曲線框出的形狀，有如葉片，又使人聯想起凱利對於鳥類及鳥類圖片的興趣，圓滑的線條，抽象地勾勒出鳥類的翅膀及飛行曲線。

●享受創作的喜悅
現年九十歲的凱利，雖然需要隨時帶著氧氣筒，但仍精神奕奕的述說著自己的創作歷程及想法。今日看著〈給巨大牆面的雕塑〉時，凱利說：「它閃閃發光！」又說：「它帶給我極大的愉悅，我希望觀者也能夠有同樣的感受。」的確，站在這件覆蓋整個牆面的雕塑前方，真能感受到微微的跳躍，好似塞納河的水面在陽光下波動閃爍。


(原刊載於《藝術家》雜誌459期2013年8月號)

史賓納隆加島 ──痛苦的記號

航向史賓納隆加島，後方的綠色山坡為克里特本島，中間隔著短距離的海水。

英國作家維多利亞．希斯洛普（Victoria Hislop）的小說《島》（2005），描述了女主角阿麗克西斯追尋家族過往的故事。生長於倫敦的阿麗克西斯不滿母親一直隱瞞過去，因此決定親自前往母親的故鄉克里特島尋找過去，臨行前，母親請她帶一封信給一位老朋友，並保證她能夠聽到許多故事。阿麗克西斯在這段旅行中，得知了從她的外曾祖母以來，這個家族與史賓納隆加島的緊密關係，也是一段二戰期間充滿恐懼及情感的悲劇。這部小說獲頒了多項獎項，也被希臘的電視公司改編為電視劇，獲得極大的迴響。

《島》中的關鍵地點史賓納隆加島，是位於克里特島東北部海灣內的小島嶼，總面積僅8.5公頃，還不及大安森林公園的三分之一，而與克里特島之間是游泳可達的距離。這座島嶼現已無人居住，不過由於其特殊的歷史及別具風貌的建築遺跡，成為著名的觀光景點，每日往返的船隻不斷。

史賓納隆加島擁有絕佳地理位置，因此16世紀末，威尼斯共和國在此建立了海上防禦堡壘，以鞏固克里特島區域的海岸。又因著這裡的天然岩石丘陵地形，威尼斯共和國不僅在沿海築起環繞全島的圍牆、南北各一座半圓形碉堡，並在丘頂另立了一座碉堡，以便從高處遠望並攻擊入侵者。如此嚴密的軍事建築，使得史賓納隆加島成為當時地中海區域最重要的防禦海堡之一。鄂圖曼土耳其帝國進攻之時，這裡成為威尼斯在克里特島的最後據點，直到1715年被攻下，成為鄂圖曼的領地。接下來的近兩個世紀，土耳其人在此定居，他們在威尼斯建築之上興建住宅，高峰時期，居民人數超過一千名，並有許多商店及工作坊，是重要的貿易據點。

然而，如今提到史賓納隆加島，最為人所熟知的還是其20世紀的歷史。1903年，克里特島的基督徒逐出土耳其人，並將史賓納隆加島設立為痲瘋病（也就是醫學領域所稱的漢生病）隔離區。隔年，第一批克里特島的兩百五十一位病患到此定居。1913年克里特島回歸希臘之後，全國的病患都被遣送至此，島上並有一位醫生、一組護士、財務，及一位神父。病患雖從國家獲得補助，但仍需為自己的生活打拼。他們在島上自成一個生活圈，工作、戀愛、結婚、生子。1957年，政府關閉了這個歐洲少數仍存在的痲瘋病隔離區，史賓納隆加島自此荒廢、不再有人居住。不過，這半個世紀以來的歷史已烙印人心，被遣送至此的病患如同踏上一條不歸路，隔著海能夠看到島外的世界，卻永遠遭受孤立及遺棄。因此，「史賓納隆加」成為「受苦」的同義詞，而這段歷史背景也成為數部文學及戲劇作品的出發點。

今日走在史賓納隆加島上，可以看到威尼斯共和國時期的堡壘、鄂圖曼土耳其帝國時期的住宅與工作坊，以及20世紀痲瘋病隔離區的醫院、住屋、教堂與墓地。現存的荒廢建築透露了這個島嶼所承載的種種過去，而發生於此的悲歡離合也再再刺激人們的想像，吸引著無數客旅前來遊走。


(原刊載於《藝術家》雜誌459期2013年8月號)

在末世，卻仍懷有希望 ──紐約現代美術館附館PS1探索人類科技與自然生態

rAndom International的作品〈雨房〉(2013)

全球暖化、環境變遷等問題，自20世紀末以來，就是人類關注的焦點之一。21世紀初，各個異常的颱風、洪水、大雪、乾旱等，更使人不得不正視這個問題。去年年底侵襲美東的颶風珊迪，造成嚴重的損害，也讓許多美國東北角的居民切身體會到異常氣候所帶來的災害。基於這個生態問題日漸嚴重的背景，紐約現代美術館附館PS1與福斯汽車合作，共同推出展覽「EXPO 1：紐約」，探討在21世紀初經濟、社會及政治不穩定的情況之下，人類所面臨的各項生態環境議題及挑戰。「EXPO 1：紐約」分為數個主題，其中包括個別作品，也有數個小型群展，呈現了大約卅五位藝術家的作品。展覽場地涵蓋PS1全館、紐約現代美術館正館一角，以及遭受颶風珊迪侵害的羅克威海灘區的一處暫時空間，規模相當龐大。

「EXPO 1：紐約」以「陰鬱的樂觀主義」為主題。所謂的「陰鬱的樂觀主義」，是一種處於看似終結卻又開始、看似在末日邊緣卻又擁有前所未有科技轉變的世界的態度。更直接地反映在展覽概念，則如策展人畢森巴克(Klaus Biesenbach)所說：「這種態度，意識到現代主義烏托邦理想的失敗，卻依舊懷有希望，期待人類的發明能夠帶來更美好的明天。」總的來說，展出作品觸及自然、環境、科技、經濟、政治等各個面向。

潺潺的水聲，將觀眾的腳步帶到薇布斯特(Meg Webster)的作品〈水池〉前方。在這個空間之中，除了從水管流出、落入池中的水柱之外，尚有大型石塊、數種綠色植物、階梯，以及照射燈等，似乎將室外空間搬到了室內。然而，在這個仿大自然生成、轉化、回歸的系統之中，人為科技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例如：水柱的形成，是透過馬達的抽取，而植物的光源，則是來自明亮的燈泡。不僅是大自然的物件，科技的輔助也赤裸裸地呈現在觀眾眼前。薇布斯特強調：「在此，你所見到的就是你所見到的。」〈水池〉呈現了機械及自然系統如何共同維持環境的永續性，在創造自然的經驗的同時，也突顯了科技的協助及重要性。

另一件把室外空間搬到室內空間的，是冰島藝術家伊拉森(Olafur Eliasson)的〈你時間的浪費〉，其中卻帶有與〈水池〉不同的信息。推開展間的門，一股冷空氣襲來，映入眼前的是一塊塊巨大的冰塊──從冰島最大的冰川瓦特納冰原所搬回的冰塊。展間內的冷氣，以攝氏零度以下的溫度維持冰塊的狀態。根據估計，瓦特納冰原之中，最老的冰塊大約形成於西元1200年，距今已超過八百年。這些如雕塑般的冰塊，將抽象的時間轉化為具體的感受，讓走在其間的觀眾切身體驗到冰川般的環境，也思考到跨越世代的時間長度。而近年來瓦特納冰原開始融化，使得這件作品更具意義。

約翰‧米勒(John Miller)的大型裝置〈拒絕接受限制〉，同樣帶出歷史及時間的思考。布滿展間、覆蓋上仿金片的各個大小物件，給予強烈的視覺感受。從遠處觀看，這些物件大多是古代建築元素，如埃及的方尖碑、古希臘式的廊柱、拱門、大型磚塊等。然而走近一看，這些建築元素上方卻堆疊著寶特瓶、金屬、布料、蔬果、手槍等，儼然如同垃圾堆一般。將古代文明的代表性建築元素與現代文明的產物並置呈現，傳遞了現代廢墟的印象：若有一天現代城市消逝，遺留在廢墟之中的，除了建築之外，是否也包含了對於自然環境有害的文明產物？

傳達更強烈廢墟感的，是阿根廷藝術家羅哈斯(Adrian Villar Rojas)的巨大裝置〈動物的無辜〉。作品的一邊，擁擠堆疊了許多混凝土物件，有階梯、有圓柱，以及其它形狀的物件，卻難以辨識其在時間或空間向限上的位置。牆的另一邊，則是一開闊空間，如同劇場般的巨大階梯從展廳的一側攀升到另一側，面對著一座相對來說窄小的拱門，門框間堆疊的圓柱似乎從另一邊湧出似的。羅哈斯向來以考古及科幻為創作靈感來源，而〈動物的無辜〉即創造了一股超現實的廢墟氛圍。充滿灰色調的空間，看起來像是文明的開始，又像是末世的景象，似乎指向過去，也指向未來。

在「EXPO 1：紐約」的大主題下，有數個小型展覽，「安索‧亞當斯：冥想的手段」便是其中之一。在一連串科技及當代裝置的作品之中，亞當斯(Ansel Adams)的黑白攝影作品似乎格格不入，然而，若進一步思考，即可做出對於自然環境關切的連結。亞當斯是20世紀最具代表性的美國攝影家之一，也是積極的環保份子。在其攝影生涯中，他走遍美國西部國家公園，用相機捕捉壯麗、優美的自然環境，許多作品也記錄了國家公園尚未接觸大量遊客之前的景象。本次展出的五十件館藏亞當斯黑白攝影作品，充分展現了他的技巧，以及對於自然環境的關切。

位於紐約現代美術館正館的〈雨房〉，是rAndom International的大型環境互動裝置作品。在昏暗房間的中央，有一塊如同下雨一般落水的區域。然而，這個區域亦偵測人物的動態，因此，只要有人走進這個區域，該範圍的水即停止落下。換句話說，觀眾可以體會「走在雨中卻不被淋濕」的感受。從另一個角度來說，〈雨房〉也帶有人類利用科技控制天氣的訊息。

上述的大規模個展及裝置作品僅是「EXPO 1：紐約」展出作品的一小部分。這個如同市集一般集合不同形式藝術的展覽，促使觀眾思考到科技文明對於生態環境的破壞，但另一方面或許也存在著對於環境有益的力量。在看似充滿絕望的末世，卻仍帶有對於人類科技的希望，正是「陰鬱的樂觀主義」所傳達的態度。


(原刊載於《藝術家》雜誌458期2013年7月號)

波士頓馬拉松爆炸案後藝術界的回應

《波士頓》雜誌的5月號封面是對馬拉松爆炸案的回應

4月15日星期一下午2時45分左右，兩起爆炸發生於波士頓街頭，打破了原本美麗歡樂的下午，也中斷了一年一度的馬拉松盛事。

開始於1897年的波士頓馬拉松，是現今全世界歷史最悠久的馬拉松盛會，每年吸引了來自全球的參與者。想當然，周圍總是聚集了數不盡的觀看者，也因此成為人口密度極高的活動。

這件造成三人死亡、至少兩百人受傷的悲劇，在發生的那一刻，消息立即傳遍了美國各地。除了電視及網路的報導之外，親人、朋友也透過各種通訊方式傳送消息。而在一連串新聞媒體所播放的爆炸現場混亂畫面之中，最令人心痛的影像，莫過於一張張恐慌、不解的臉龐，以及一位位遭到炸彈波及的傷患。如此場景，不禁將十二年前發生於紐約的九一一事件拉回腦海之中。事發當下，沒有人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只知道趕緊逃命。在警方尚未調查出事件始末之前，人們也很自然地聯想到恐怖攻擊。

恐怖攻擊與否，或許還是其次。無論是國際組織的龐大計畫，或是兩兄弟的過份玩笑，這起事件都在波士頓留下了難以抹滅的創傷。若說其在整個美東留下陰影，似乎也不過分，至少在東北部，好像每個人都與波士頓有某種連結──或許曾經以波士頓為家，或許在波士頓有熟識的人，甚至或許有朋友參與了這次的馬拉松。在這樣的哀傷之中，藝術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藝術界又能如何回應？

●安慰、避難、平靜之處
最早做出回應的，是波士頓美術館及波士頓當代美術館。星期一事件發生，兩間美術館立即宣布隔天提供民眾免費參觀，而伊莎貝拉‧史都華‧嘉納美術館（Isabella Stewart Gardner Museum）也隨即跟進，於星期三免費開放。如此的做法，讓人想起九一一事件之後，一些位於紐約的美術館即做出同樣的決定，也實際達到撫慰人心的效果。「呈現美麗與安慰」、「提醒我們最平凡的事物組成並愉悅我們的生活，且透過藝術延續下來」是當時這些藝術品及美術館所獲得的回饋。本次波士頓美術館為了「在此痛苦時期尋找安緩之處的民眾」而開放，館長羅傑斯（Malcolm Rogers）表示：「我們希望成為安慰、避難及平靜之處，」也希望民眾了解「波士頓美術館持續是撫慰的空間，也是社群的場所，在這裡，藝術能超越悲痛。」星期二當天，約有兩千位民眾參觀了波士頓美術館。

紐約大都會美術館也做出實際行動。爆炸案發生數小時之內，館長康貝爾（Thomas P. Campbell）即聯絡波士頓美術館館長，建議出借館藏至波士頓展出。經過討論，大都會美術館選出三件繪畫──荷馬（Winslow Homer）的〈東北風〉（1895）、萊頓（Frederic, Lord Leighton）的〈眼淚〉（1894-1895），以及馬奈的〈莫內家庭在他們阿讓特依的花園〉（1874）。這三件作品反映了過去幾個星期以來，波士頓所經歷的情緒──從暴風雨帶來的混亂，到居民的傷痛，再到喜悅及將來更美好日子的承諾。雖然作品數量不多，但是從其中所帶有的含意，也足以顯示大都會美術館的用心。

波士頓美術館於五月的最後一個週末，也就是陣亡將士紀念日長週末，開始展出這三件大都會美術館的館藏。除此之外，在這個免費入館的長週末，美術館也展示了〈帶著愛獻給波士頓〉拼布作品。爆炸案發生之後，一位加拿大拼布藝術家發起活動，透過網路社群號召世界各地的拼布藝術家共同創作。超過一千七百片來自美國、加拿大、英國、愛爾蘭、法國、澳洲、日本、南非等地的方型布塊，如同旗幟一般懸掛在美術館大廳之中，每一片布塊皆傳遞了和平與希望的訊息，拼接起來更是如同集氣般帶著強大的安慰力量。參觀美術館的民眾也在這個週末以創作表達對於波士頓的愛，蓋滿了館內玻璃牆上的繪畫及圖像，共同形成拼貼作品〈波士頓我愛〉，其中許多都是由孩童完成的剪貼、繪畫。這個三天的週末假期，共有將近三萬名民眾進入波士頓美術館，平均一小時一千四百位民眾的數目，創下近五十年以來的紀錄，這樣的數字多多少少說明了美術館所提供的活動對於民眾的意義。

●鼓舞人心的圖像
掃過書店內的雜誌架，很難不注意到五月號的《波士頓》雜誌。由上百雙布鞋排成的愛心形狀佔滿了雜誌封面，中心寫著「我們將完成賽跑」。短短的幾個字，卻傳達了無限的決心。

《波士頓》雜誌社距離爆炸現場僅數個街區，事發當天，五月號雜誌已進入最後校稿階段，但編輯部意識到他們必須更換原本的封面，也必須以爆炸案相關文章取代其中一則專輯故事。在短暫的集思廣益後，美術編輯提出了新的封面構想，主編也隨即決定將參賽者的故事集合而成「我們所穿的鞋」專輯。於是，雜誌社透過網路社群及私下的聯絡，向參賽者暫借布鞋，同時對他們進行訪談。三天之後，這張以六十雙布鞋排出的愛心封面拍攝完成，專輯也順利產生。

主編事後表示，這張封面呈現了兩件事：堅持與團結。照片中的每雙鞋本身都平凡又微小，但集合起來，卻創造出美麗、強大又鼓舞人心的影像。這樣的概念不僅展現在圖像本身，甚至是圖像的完成過程，都動員了許多認識及不認識的人。雜誌出刊後，得到極大的迴響。《波士頓》雜誌社也決定印製海報，並將收入捐給政府設立給傷患家屬的「波士頓一基金」。

●藝術的治療力量
響應「波士頓一基金」的，自然也包括藝術家。日前有些藝術家發起捐贈作品義賣的活動，為傷患家屬募款。

藝術可以募款，然而，更值得提起的是藝術的療癒功能。如同美術館提供民眾一處親近藝術的空間一般，藝術團體也發起共同創作的活動。4月底在波士頓區域海灘的「為和平而畫」活動，目的即是幫助當地孩童面對爆炸案的悲劇。在這兩天內，許多孩童蹲跪在長100英呎的壁紙前方，以壓克力顏料作畫。組織團體表示：「孩子有很多話要說，但是很多都超越文字，只有圖畫才能表達。」對孩童是如此，對成年人或許也是。從九一一事件發生至今，影響依然清晰可見，許多藝術家曾經以作品直接或間接地反映這個事件，並透過創作過程處理情緒、治療傷痛。這次的馬拉松爆炸案，想必也會以類似的角色，潛入藝術家的創作之中。

波士頓馬拉松爆炸案之後，許多相關討論及議題也隨之而起。法律的、政策的、種族的、宗教的……等等，從不同的角度帶出不同的立場及看法，也往往帶出情緒性的爭論。在眾多紛雜的聲音之中，藝術可以不是沉默的，至少其安慰與治療的力量，能夠超越台面上的混亂，給予最基本的平靜與沉澱。


(原刊載於《藝術家》雜誌458期2013年7月號)

堡壘、天主教堂、聖馬可之獅 ──威尼斯共和國殖民下的克里特島

希拉克里翁的海港一景，左方為威尼斯堡壘。

為時超過一千年的威尼斯共和國，是地中海地區盛極一時的強權。起初以防禦外敵而聯合的社區，在現今的義大利東北部促成威尼斯市的興起，並於西元7世紀末選出第一任的執政官，這個原本屬於拜占庭帝國的區域，於是漸漸走上自治的路線。在其歷史上，戰爭與征討不斷。先是與拜占庭帝國之間的糾紛，而後又是與諾曼人及土耳其人之間的戰爭。在數度參與十字軍東征的過程中，威尼斯共和國積極向外擴張，併吞許多原本屬於拜占庭帝國的領土，包括亞得里亞海及愛琴海區域的沿岸及島嶼，並在歐、亞、非三大洲建立起經濟殖民據點。在獲得附近海域的控制權後，原本即善於貿易的威尼斯變得更加富裕，於14世紀進入全盛期。然而，15世紀末由於大西洋地區新航海時代的來臨，威尼斯共和國遭到打擊，而接下來的種種戰爭也使其日漸衰弱。直到1797年拿破崙進攻，在雷歐本條約及坎波福爾米奧條約的簽署之下，威尼斯共和國被瓜分給法國及奧地利，終告滅亡。

位居地中海地區關鍵地理位置的克里特島，自然是發展經濟航線的重要一環。第四次十字軍東征，君士坦丁堡被攻陷，聯軍瓜分拜占庭帝國的領土，於是克里特島於1212年正式成為威尼斯的殖民地，直到1669年被鄂圖曼土耳其帝國攻下為止。在超過四個世紀的威尼斯統治期，克里特島的經濟及文化快速發展，中心城市坎地亞（今日的希拉克里翁）被譽為東地中海區域防禦最嚴密的城市。事實上，威尼斯共和國喜好在殖民地大興土木，因此所到之處常是威尼斯式建築林立。直到今日，克里特島的主要城市皆於海港處留有威尼斯堡壘的遺跡，雖不再被使用，卻也成為別緻、典型的景致。

威尼斯共和國封聖馬可為守護聖人。根據傳說，聖馬可於歐洲旅行傳教時，到達威尼斯的一座湖邊，天使顯現並對他說：「願你平安，馬可，我的傳福音者。你將在此安息。」以此傳說為理由，幾位威尼斯商人於西元9世紀初，從位於埃及亞歷山卓的墳墓偷取了聖馬可的遺體，運送到威尼斯的聖馬可大教堂存放。據說，他們在地中海的航行過程遇到了狂風暴雨，聖馬可當場顯靈並給予船長指示，以至於整艘船隻安全回到威尼斯，更使他們相信聖馬可保護著威尼斯。如此傳統，自然擴及到殖民地。1239年，威尼斯共和國於坎地亞建築了聖馬可大教堂，一方面鞏固在克里特島的統治，另一方面也表達對於家鄉的懷念與感激。這座教堂的外觀有著拱門狀的柱廊，內部有著簡單的平面與拱門柱列，上方垂掛著吊燈。威尼斯共和國殖民時期，此處是政府典禮儀式的舉行場地，也是威尼斯貴族的埋葬之處。今日，這座建築則是市立藝廊。

跟著守護聖人聖馬可而來的，是威尼斯翼獅的形象。依著天主教的傳統，獅子是聖馬可的代表動物。獅子本身象徵著《馬可福音》的力量及其所描述的耶穌的尊貴與威嚴，翅膀象徵著靈性的提升，頭上的光環則是神聖的象徵。這個形象不僅充斥著威尼斯共和國，也被帶到殖民地。希拉克里翁市中心正對著聖馬可大教堂的小型廣場中央，有一座墨洛西尼噴泉，或俗稱獅子噴泉，是威尼斯共和國遺留下的重要紀念之一。這座在1628年聖馬可節慶正式啟用的噴泉，有著圓形的底座及八葉形的池底平面，葉面上雕刻著希臘神話之中與水相關的場景及人物，穿插著威尼斯共和國的貴族紋章。噴泉中央的八角台座，支撐著頂著圓形水盆的四隻獅子，口中吐著水柱。原本噴泉的頂端有一座海神波賽頓的雕像，但現已遺失。獅子並非水性動物，極少被使用在噴泉裝飾，因此此處更顯示了威尼斯共和國的權威。設立之初，獅子噴泉並非僅為美觀，而是為了市民取水需要，不過此實用價值現在自然已不存在。

直到如今，翼獅形象仍緊緊地與威尼斯連結，甚至也出現在義大利的海軍旗幟上，或多或少透露了對於過去光榮年代的懷念。而威尼斯共和國的影響所及，也藉由各個殖民地的建築展現出來。


(原刊載於《藝術家》雜誌458期2013年7月號)